戚本禹谈“工作组压制积极参加运动的学生”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开始时我是带着秘书、警卫，穿着军装去的。后来带着“快报组”的人一起去，也有的时侯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司机去。因为那时认识我的人还不多，我可以随便地到处去看。各学校大字报很多，看大字报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不跟别人交谈，所以也没人来理我。我听说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以后，他们七个签名的人这时也分裂了。我就专程去北大看了，可北大太大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我来不及仔细查找，但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

　　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意见来呢?

　　可是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能提出什么意见啊，连陈伯达发言都没有人听，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里能有多大发言权呢，就几个写写东西的秀才。在中央的会议上，也只是做做记录。

　　江青跟我说，“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己发动的运动嘛，就没有工作组嘛!“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工作组嘛!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说的。江青说，我就不赞成派工作组下去跟学生搞对立。我把江青的这个意见跟陈伯达说了。陈伯达就问，这是不是主席说的?我说，我只是听江青说，但我想江青说的这些话，一定是问过主席的。陈伯达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陈伯达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是不是不要再派工作组下去了，让群众自己选举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自己。我们可以在旁边引导，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不行?工作组去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和群众对立的事，还不如让群众自己来领导自己好。可那时陈伯达还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刚上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大人物面前。根本不算一回事。加上他讲话声音小，又是福建土腔，嗫嗫嚅嚅的，许多人也没有听懂。所以，陈伯达讲完之后，没有人响应他，也没有人驳斥他。刘少奇虽然显得不耐烦，但总算没有打断他;邓小平在他讲话的时候，则连头都没抬一下。所以后来陈伯达很委屈地说，我只是个小小的老百姓，连讲话都没人理睬。总之是会议没有理睬陈伯达的意见，继续往各学校派工作组。

　　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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