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李山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
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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