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的所作所为
李山风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 制止武门，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素、国”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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