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是韩毓海先生的粉丝，我赞同他《五百年来谁著史》中的观点：中国的落后来源于中央权威的下降，基层出现的胥吏之害是中国政治的顽疾。但近来我的观点有了变化，中国的问题确实和中国的国情有关，胥吏之害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国无法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把中国封建帝国的顶峰时期界定在明朝，清朝的大部分制度来源于明朝，并没有突破，反而倒退了。经历了上千年的封建政治，到了明朝，中国的政治架构已经搭建完毕，走向成熟了。皇帝凌驾于整个政治系统之上，统领一切。其余的政府机构设置则进行了大量的分权设计，这一方面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却也带来了激烈的党争。明朝的另一大创举就是将太监正式纳入整个政治体系中，使之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对于平衡皇帝与官僚起到了重大作用。
底层的架构是系统严密的，但金字塔顶尖只有一个皇帝，这就是整个系统的脆弱性所在。皇帝如果能力不强，那对整个体系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都是铁人，能够不休不眠的勤勉工作，所以整个系统运转良好。但到后期，皇帝都受不了这样艰苦的工作了，开始不上朝，系统就出现重大问题，系统的弱点就统统暴露了。党争与宦官专权开始威胁整个政权。
系统复杂严密的另一面就是政府机构臃肿，这使得政府开支非常庞大，这是小农经济无法承受之重。明朝后期从嘉靖帝开始，皇帝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原因是皇帝挥霍无度。诚实的讲，从私人用度上来说，这些皇帝并没有比前代皇帝更会享受，只是庞大的宦官群体拉升了消费水平，导致通货膨胀，皇帝的开支就越发刺眼了。财政赤字成为明朝后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大明王朝1566》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想出的办法就是通商，就是用种桑养蚕来取代耕种粮食。中国实际上也到了圈地运动的关口。
不过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不管我们如何划分张居正这类人的属性，至少他们的初衷是反对圈地，而要维护小农利益的。所以在中国圈地运动并不合法，既是不合法就名不正而言不顺，但却不得不执行，结果政策就被扭曲了。圈地运动的中坚力量成为了胥吏，土豪劣绅开始占据舞台中央。明朝财政崩溃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严重的欠饷。政府无力解决，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基层大面积的贪腐。乱收费、乱罚款、冤狱盛行也就不可避免了。面对危局，嘉靖皇帝的办法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用贪官打贪官，左支右绌，维持系统平衡，如此才有了严嵩二十年专权的局面。但人为的平衡最害怕天灾人祸，嘉靖帝运气不好，后期外有倭寇、内有大灾，平衡无法维持了，严嵩也就倒台了。
历史总爱开玩笑，在大危局下，反而给了小人物施展的平台，海瑞就这样横空出世了，但他能挽狂澜于既倒吗？答案是否定的，海瑞罢官就是明证。圈地运动一开始，明朝的政治经济就重新整合了。圈地催生了胥吏，而胥吏的上线是朝中重臣，下线是地方豪绅，慢慢的这些人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有魔力让人欲罢不能，最明显的就是张居正，他从一个改革者变成了一个腐败者，一条鞭法没能救百姓于水火，反而将他们推入无底深渊，导致明朝速亡。这也是万历帝鞭尸张居正的根本原因。这个利益集团最终结成了东林党，成为江浙财阀的前身。皇帝用海瑞这种文斗的方式破不了局，只能铤而走险，让宦官走上前台，魏忠贤就应运而生了。走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很危险了，毕竟这不是正道，而是饮鸩止渴的旁门左道。崇祯还是欠缺政治经验的，历史很讽刺，不上朝的皇帝没亡了国，事事亲为的皇帝却丢了江山，这是历史的又一轮回。
很多人都在探究中国为何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其实答案很简单，中国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他们没有能力在中国完成圈地运动。但这个资产阶级的说法也是模糊的，英国圈地运动的领导者在当时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真正的成了这个阶级那还是后来的事。所以要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力量过于庞大，即使对于当时的封建王朝来说想要剥夺小民的土地也是存在巨大风险的。事实却是如此，农民们一旦失去土地就要造反，历史周期律就会发生作用。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中国的封建制度越完备，小民的组织性就越强，想要改变制度的难度就会越大，就越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同样的道理，发达资本主义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不大可能的。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在哪呢？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保守的，但也是制度的坚定维护者，美国大兵大部分都来自于这，梦想他们自己埋葬自己是不现实的。如此说来，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行列就不是那么匪夷所思了，反而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没有这个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还是有前途的。就看两头的阶级进行圈地与反圈地斗争的结果了，结果不同，方向就不同。但我还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正如主席所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