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的情况
李山风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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