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心中的工人师傅
文化大革命中，我当了三年卫生兵。当年，我们穿着眩目的军装，实际上干的是擦桌、扫地、倒痰盂、扫厕所之类的勤杂工的活，我们为干这种能锻炼自己的工作而高兴。
众多纷杂的人和事情在脑海深处时隐时现，但最让我感念的是一位看门人惠大爷，他看管我们宿舍和楼下招待所的楼门，兼管打扫卫生。我们上夜班，白天在宿舍里，经常看见他捡一些废旧玻璃瓶子，收在一个麻袋里。一次，一个护士指着楼下背着一麻袋旧瓶子的惠大爷说：“这老头最爱贪便宜，一天到晚在垃圾堆里拣破烂，破瓶子能卖钱。”说着，她拿了一个刚喝完药的瓶子，冲着惠大爷扔去，正好扔到惠大爷背上，她马上从窗边闪开，说：“再送他一个破瓶子吧。”向外看去，只见惠大爷向楼上各窗户看了看，脸上并无愤怒的表情，还真把那个瓶子捡起来装进麻袋背走了。后来碰到惠大爷，我专门问他：“惠大爷，你捡这些破瓶子干什么呀?”惠大爷说：“我看这些瓶子扔了挺可惜的，我收多了就送到供应室，他们刷干净后还能用。”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个护士，她什么也没说，甚至都没敢与我的眼睛对视，也许她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谴责吧。
这些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尽管那么清贫，干的又是那么平凡的工作，但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嫉恨，反而心甘情愿做一些于己完全无利的工作。当时我们年轻，对那种稍上了年纪的人，总感到他们很老了，现在想起惠大爷的样子，觉得他也就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三十年多过去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想去看看他，恐怕他不会认识我，也不会记得我了，恍如隔世的今天，我又和他说些什么呢?
后来，我通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医学院大门。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的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虽然后来离开了那里，但我还是常常想起一个叫牛旺的工人师傅。
他因为在粉尘的环境中工作，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总是浮肿紫绀的脸，总是坐在改装过的那种儿童竹车上，被人推来就诊。但是大夫护士都不愿意收他住院，因为一年四季他几乎总是处于喘息状态，病情难以缓解，治疗、护理都很麻烦，所以每次看病，医生们都尽量给他些药，把他对付回去，最多就是把他收到观察室，输几天抗菌素，然后打发他回家。一次早晨交班会上，大家商量如何让牛旺出院回家，似乎人们都无计可施。我刚上班，初出茅庐，便自报奋勇去了观察室。说实在的，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观察他，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回家。看他就好像看到一个被活埋的人，土已经埋到他的脖颈;就好像看到一个坐在坟墓里人，睁着的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生存的渴望。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刚刚准备好的词一时都飞到九霄云外。可是已经应承的话怎么收回呢?我说：“牛师傅，你觉得自己的病好点吗?”这是句很难让这种老病人回答的话。但牛师傅还是克制地说：“好点了。”我说：“好点就先回家吧。”牛师傅提出想住进病房，我说：“这些大夫们都不同意收你进病房，所以这次你就很难进病房。可进不了病房就在这个观察室，空气、条件这么不好，还不如回家，回家以后，一旦病情变化，就赶紧来看病，好不好?”一听住病房没希望，牛师傅非常失望，他这才知道，医生们都不愿收他住院。这真是一个杀手锏，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那就回家吧。”回到诊室，大家都奇怪，牛旺怎么这么快就同意回家了。也许过去谁都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话，以往，医生们最经典的托词就是“现在床位紧张，没有空床。”这使他总是对住进病房抱着希望，今天可能第一次明白，原来大夫们根本就不打算收他住院。以他那老工人的经历和气节，他毅然同意出院回家。
在解放后那二、三十年低工资、低待遇的年代，他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汗水和健康，累积起难以计数的国家财富。相对应的是，那时他们几乎可以免费享受医疗等开支巨大的福利，但在他们得不到这些福利待遇时，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一代老工人，很少向工厂、向社会、向国家提出任何要求，讲任何条件，他们常常选择无偿的退让，常常习惯为工厂、为国家着想：“现在条件有限，国家还很困难啊!”面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和无偿退让，我被他感动，也为他感伤。
他走了，看着他坐着那个儿童竹车的背影，我心中充满了同情，充满了自责;医院里一些大夫对病人的病情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为怕麻烦想方设法推堵病人的那一切一切的做法，让我顿感内疚、不安和深深痛恨，决心不再与之同流，不再作如此的帮衬。
后来不久，牛师傅病情恶化，又住进了观察室，而这次只有几天，就死在了观察室。听一个大夫说，这次收他到观察室，他没有要求住病房，也没再说什么。我没在现场，但可以想象到他那双渴望生存的双眼，大大地睁着，活得这么痛苦，他还是愿意活下去，也许他牵挂他那没有工作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
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牛师傅的老婆——每次推着小车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基本上没听她说过一句话，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就是现在也一直想不起她的面容。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她默默地服侍丈夫，对社会、对工厂、对医院没有任何奢求，甚至没有提过任何小小的要求。我们医院附近有一个小工厂，做曲别针。她总是从这个小工厂的门口路边捡一些别人拉货掉下来的曲别针，然后送到医院的挂号室，供挂号使用。后来我们发现挂的号改用大头针别着，问起来才知道，自从牛师傅去世后，他老婆不在这条路上走了，也就没人给送曲别针了。我常想，这个沉默的女人做这一切又为什么呢?她捡起这些曲别针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收她赖以依靠、托付终生的丈夫住进条件好一些的病房，也不是为了让工厂的领导表扬她，奖励她(这在那些大人物眼里太微不足道了)，甚至都不是为了让挂号室的人对她说声谢谢。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当她弯腰去捡曲别针的时候，她只感到东西扔到了路边太可惜了，别浪费了，应该捡起来，就像在自己家里，把掉在地上有用的东西捡起来那么自然。其实这和雷锋去捡那颗对自己完全无益的螺丝钉的精神多么相像!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把国当成家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使我总是难以忘怀这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这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国工人的妻子。
在商品社会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标价，包括劳动力和劳动者本人。我常常回想当年的人和事，也常常想，现在的社会还会出现像他们那样的一代人吗?
伟大的无产阶级用壮烈的牺牲争取到，并留存给全世界劳动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就让这篇文章来纪念那个时代的、作为国家主人的、我心目中的工人师傅们吧!
作者：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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