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距离江泽民同志的2001年七一讲话过了十二年， 2013年的胡润富豪榜指出：“中国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十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富豪数量达到212人，美国数量211人”(http://www.fashangji.com/news/show/349/)。到2016年，财富达到20亿元以上的上榜人数比三年前“翻了一倍，是十年前的10倍”。胡润富豪榜分析了政治话语权与财富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上榜人中，“176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13/n470137214.shtml)，据胡润财富榜和中央统战部、工商联对私营业主往年的统计，中共党员在富豪榜和私营业主的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06_10/12/612094_0.shtml)。
"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词起源于建党之初，兴盛于毛泽东年代，也存在于邓小平时代。邓去世后，我们既看到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巨变，看到了我国工人阶级执锐披坚、建设无数超级工程的大国工匠形象，看到了一大批企业家运用资本资源和价值规律，做强做大企业，走向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从未像今天如此繁荣，我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解放生产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问题的另一面是，人们也看到了大面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官倒、改制暴富到权力入股和股市乱象，两极分化加剧，一些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姐妹甚至沦为娼妓，看到了毒食品和环境污染长期不能有效管制的一系列"摸石头过河"。2016年，胡润富豪榜上榜的2056位富豪的财富总额达到14.8万亿元(http://business.sohu.com/20161013/n470137214.shtml)，是2015年全国国民总收入68.6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国家《年度数据》)的21.6%。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股份制的资本运行基本形式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科技创新的科学家和一线工人，既可以是被雇佣者，或者持有企业股份、自己雇佣自己的劳动者，即“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也可以是在运用资本要素趋利避害的同时，坚守社会主义信仰、道德的企业家、经理人代表，但绝非资本家代表。两者是以占有剩余价值与否来区别的。也就是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企业家共产党员，在实践上有一个把剩余价值构成的巨额财富交给劳动者的问题，在企业中实践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会计方法，在改革中创立新的社会主义企业形式，否则请安分守己去当合法资本家。两者间无法调和，没有什么与时俱进。尤其是小平同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以不形成新生资产阶级为限度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有意义。脱离了现实，只能南辕北辙，隐藏和积累危机，把党的事业推向违宪境地。
把资本家和企业家经理人混为一谈，既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也不符合股份制实践。这是九十年代以来混淆阶级的源头。马克思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资本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494页)。忽视这种职能分离，是“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中的误区，事实证明，它是放任贫富分化、财富集中、产生富豪资本家的思想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昔日社队企业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以吴仁宝、王宏斌、郭秀莲、任正非同志为代表的运用资本等生产要素带领群众致富的企业家。他们有让群众先富的集体经济创业升级的企业家，也有企业创新，把私营企业改造为企业员工共享共有，把个人资产转化为创业自由人联合体的企业家。这说明，公有制主导的企业，同样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出出类拔萃的企业家。这种“群众先富”、“先富带后富”的社会主义明星，是新时期劳动阶级中的翘楚，他们和广大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科技创新、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道，才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代表。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各类企业家的标杆，也让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生机勃勃的创新。
错误源头之二是九十年代党内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出现偏差，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是私人资本之和的性质界定，在思想领域产生思想混乱：误以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如“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5页)。这个观点把注意力局限在股份制容纳生产力的社会性上，误把股份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适应性当做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分野，忽略了私人资本构成的社会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性。忽略了股份制按资分配性质导致的一系列自发性：在经营活动中委托代理人自然追求垄断性和孪生投机欺诈性。这种自发性与所有制性质无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即使公有资产控股，同样也会出现制假贩假、环境污染、有毒食品的欺诈，这方面存在大量案例，如三鹿毒奶粉等。这个观点造成的另一个实践偏差是，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对私人侵吞国资的警惕性，过高估计了社会大众持股可以解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功效，客观上用改革的外衣掩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利用误作目的。这些客观后果和因果关系说明，出现思想偏差，离开马克思主义轨道，就会客观上放任贫富分化的非线性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表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做大做强公有资产，而非相反。但是，私有资本以此取得进入国资传统领域的跳板以后，步子并未停下来，例如【博鳌酒会聚焦混合所有制：让国企回归市场】北大教授张维迎：“不由企业主导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坚持国有主导，我们改革30多年真是可悲，我们在80年代搞思想解放，现在我们还在羞羞答答提出混合所有制、经营国有企业、经营国有资本”。这种提法轻松混淆企业主导与所有制性质两个不同概念，把改革初期就反复强调的企业主体论与公有制对立起来，这种脱离实际、思想性很差的论调经网络媒体突出宣传后，起到混淆是非的效果，实际上代表了私有化的意志，它只有学术多元化的标本意义。它可以让人们看到，资产阶级学者的目标是，绝不满足私人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补充地位，急于上位主导，彻底掀翻公有制占主体。即便统计数据表明公有制已不占主体。
公有制、按劳分配占主体是社会主义基石，是改革开放的基石。九十年代以来，反毛加剧，接着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现在公然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无视社会主义基石，反马反毛反邓反社会主义的学者连遮羞布也不要了。如茅于轼张维迎鼓吹奥地利学派观点，只反权力，不反剥削，对剩余价值论嗤之以鼻，与一些学者遥相呼应，只谈按资分配，市场万能，鼓吹或变相鼓吹私有制。
回顾以往，以改制等多种名义侵吞国有资产者，应当成为挖掘社会主义根基的重罪，社会主义法律可以考虑刑法不设法律追诉期，即使继承到儿孙依然追究流失的国有资本及其时间价值，否则无法告慰先烈英灵。许多案例证明，侵吞公有制资产和解放生产力无关，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政治路线有关，和依法维宪有关。共产党人欲正确改革，须与私有化做坚决斗争。
以弱胜强、不畏逆境、勤俭创业、开拓创新、追求进步的企业家精神当下体现在千千万万劳动创业的个体户、专业户身上，体现在工薪为主要收入，或以劳动元素持股的企业经理人身上，伴随了中国经济的翻天覆地，还将在繁荣中国经济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当然，在自由市场、按资分配的市场法则下，他们也时刻在唯利是图的利益驱动诱惑下，当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或分配方式忽视劳动要素时，向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转变，助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但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们与劳动阶层有紧密联系，其中凡遵循经济规律，创业成功，做大企业的企业家大多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史中吸收了巨大精神财富，因此有接受社会主义引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五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时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1488页)这些，是资本家在企业发展、混合改制过程中向企业家转变的基本条件。也是限制私人资本集中迈向垄断中我国独有的有利条件。
在非公经济已占领大半壁江山的情况下，消除官商勾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就是对作为“补充部分”的非公经济的有力支持。对他们，需要从“坚定不移”的支持转为坚定不移的引导和支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它们自有市场利益驱动。“坚定不移”的，应是建立相对公平的法制环境，是对其的因势利导。
毛泽东同志主张，从战争学习战争。今天我们可以从改革中学习改革，从开放中学习开放，从市场经济中学习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要科学总结，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主体地位，我们就可以正视问题，总结理论指导中的偏差，看见繁荣中的危机，在经济发展中扭转公有制占主体流失的被动，培育出不违背千千万万劳动者利益的企业家精神。而符合这种精神的企业家，与科技创新、超级工程的劳动者，与共享经济为新发端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千千万万劳动者并肩，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定稿于2017年五一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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