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停刊内幕！汪东兴说不介入……
《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主席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主席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主席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主席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刊头
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主席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主席决定的。
《红旗》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主席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1960年成立了国际组。
《红旗杂志》停刊内幕
1978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领导没有摆脱“文革”路线，坚持“两个凡是”;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要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这两种思潮、两种主张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
就在这两种思想较量中，《红旗》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的指示，“不介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不少高干的不满，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红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红旗》总编辑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请作者改掉这些内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写信上报中央，请中央决定。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摘自《党史博览》2006年3月苗作斌/文)
《红旗》于1988年停刊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国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来说，作为中共理论权威的《红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共自己砍倒的，这肯定是个重大变化，《红旗》为什么停刊?起因是实践标准讨论。当年全国媒体都加入了讨论，唯独《红旗》按兵不动，这是汪东兴交代的，总编熊复就照办了。《红旗》沉默如此突兀，外界议论纷纷，有个编辑知道谭震林是个敢人，便去约稿。谭的文章讲的是毛泽东，却归结到实践标准问题。熊想删去实践标准这段，谭不允，问题交给汪。汪不敢擅自决定，转请华、叶、李、邓批示。华无言，叶在粤，邓批示发表，并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议。华、汪失势，熊复检讨。胡耀邦帮助熊过关。
1987年胡耀邦退，《红旗》当年的事又扯了出来，领导班子全换，只留苏星一人负责。后又决定《红旗》交中央党校办，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胡启立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的影响，不改刊名为利。但邓小平坚决要求停刊，坚决要求更名。中央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最后决定更改刊名。并确定《红旗》6月15日停刊。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处提到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今年7月1日创刊”的字样。
在中央决定撤销红旗后，有一次开会，胡启立拿着一堆名字推敲，坐在旁边的李瑞环知道原委后，提笔写了“求是”两字，后来被采用了。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二届第352次会议讨论了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问题，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会后，中共中央下发[1987]128号、132号文件，同意熊复辞去红旗总编辑职务，免去马仲扬副总编辑职务、免去林肖硖顾问职务，红旗的工作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实际上《红旗》已经没有领导班子，只是苏星一个人负责了。
12月21日，红旗编委会给胡启立和书记处写报告说：“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按计划红旗1988年第1期要在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还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高扬、王忍之、周杰、苏星等人，胡启立传达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
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经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就这样“悄然”宣布停刊，彻底退出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
《红旗文稿》是什么？
据网上相关资料介绍：
《红旗文稿》为求是杂志社主办的、面向国内发行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红旗文稿》从2009年第1期起全面改版。
改版后的《红旗文稿》，将勇于站在思想理论的前沿、搏击社会思潮的风浪、呼应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直面理论热点，紧扣社会脉搏，批评歪理邪说，解疑释惑，团结鼓劲，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鼓与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与呼。
《红旗文稿》是2009年改版的，是什么时间创刊的呢?权威资料没有显示，个别网站说是1964年。而求是杂志社是1988年建立的，显然不合逻辑。不管怎样，现在的《红旗文稿》是《求是》的下属单位，形似《红旗》，却受管于《求是》，读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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