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席地而坐”就是跪坐，相互叩拜是对等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君王与百官也平等，都采用跪坐姿势上朝议会，并不分高下。除非祭拜天地祖宗才是单方面的三拜九叩，毕竟，自然界和死人是无法还礼的。
而后秦王扫六合后，中国人发明了下跪，从参拜天和朝拜地，也就随之而来产生了参拜帝王将相。过去大臣早朝见皇帝都要跪呼万岁，到了清朝尤盛。老外们是无法理解大清帝王和官僚们的逻辑，即：下跪礼是君权至上的象征，是对帝王臣服忠诚的标志。原来威权主义，不仅仅是靠制度维持，还靠物化的礼仪形式。帝王正是在臣民反复的下跪中，时刻提醒并培养臣民对下跪主义的自觉敏感性。这就和当今体制内官僚喜欢称呼别人“小刘”、“小张”是一个道理，当领导每叫一次“小李”时，无不在提醒：你“小”他大，你得服从他的意志。
大臣们不但自觉下跪了，也自觉的强制外人下跪。员工们习惯了领导叫自己小加姓，也自觉强制别人接收这一套糟粕。这其实就是宗教：它具备了宗教的所有特征，即排他的教义和拜物的神器。帝王是神，下跪是神器之一。对神器的蔑视即是对宗教本身的不尊。在官员看来，拒绝下跪都不过是异教徒，道不合不足与谋。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
作为人，我们的膝盖并不是用来跪的。我们对死去的人跪，那叫敬仰，那么对活着的人跪也是敬仰吗?是否变成了臣服?
清末衙门老爷“三堂会审”
旧社会，让人下跪是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且不利于科技的传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第一位汽车司机是跪着开车的。那一年，慈禧大寿，袁世凯送了一辆汽车贺寿，慈禧开心的不得了!
于是，一场关于司机的选拔就开始了!孙福海，就成了中国第一位司机。某天，慈禧心血来潮，要出紫禁城逛逛，于是，喊来孙富龄开车出去溜达。
奴才们觉得司机孙富龄在慈禧前面竟然坐着，不成体统!于是，孙富龄不得不跪着开车!
这.....一跪不要紧，跪出了车祸，第一次车祸就这么诞生了!再后来，受到惊吓的慈禧，决定还是坐回她的大轿子!再后来，图里亚被弃用封存，尽管经历战乱时代，但这辆图里亚，一直被保存在颐和园德和园。如果不用跪着开车，孙富龄也不会酿出车祸!
需要指出的是，靠下跪来表达臣服的形式在生产力落后的大一统的中国有他的地理和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跪拜是形式，专制才是核心，而基础则是经济。
由于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土地束缚了过多的劳动力，无法更多地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而且领土面积较大，是灾害多发国。在这种情况下，分散式的的经济不利于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建立，能够凝聚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大工程建设抵御自然灾害以及灾后重建。
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众多割据存在的，朝代更替频繁的国家，致使社会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可谓人祸不断。中央集权的建立，保障了相对安定的环境，统一了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使得经济得到流通比较广泛，促进了物品的流通，加快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大家想一想，如果在古代，福建发生了灾害或者战争，地方官员八百里加急上奏朝廷，至少好几天吧，接旨后地方官僚回到地方又得好几天，突然觉得皇帝的指示不对，再回到京城讨价还价，这样一来一回黄花菜都凉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了“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生产关系，进而顺势而出产生了这样一套“服从”的礼仪。
但是封建专制的不断强化虽然一定程度提高了决策效率，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文化制度变成钳制社会思想、影响社会发展，并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动力量，它阻碍、压制了社会变革。特别是满清时期，这下跪主义就更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下属跪拜上级后，如果要退出去只能面对面的脚步向后退，而不能转过脸，将屁股对着上级，这是大不敬的。所以一般都是跪拜后直接后退着出门，再转过脸来离去。
大家想想，在高铁飞机取代马车，电子邮件取代驿站的当代，连资本主义都要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糟粕，在如今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应该死灰复燃吗?
过去正确的不代表现在正确，一时有效的不代表永远有效。下跪主义，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古文化中的“奴性”。帝王们往往利用下跪来培养一批奴才，奴才也算有才的，但终究是奴才，脱不了奴性。
而今天的人才却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进步了。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民也需要人才，经济的提高需要人才，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
但是某些人还是期望培养出奴才。因为奴才他听话，从下跪主义熏陶下就象巴儿狗一样，见到主人会摇着尾巴向主人献媚。如果你的穿着不够体面，如果你不是富人，或者比它的主人差，那你得小心。就算你不惹它，也会耀武扬威的奔过来咬你，十足的一副奴才嘴脸。
培养奴才是很多官僚必要的任务，如果培养出人才来，哪天超过了自己，怎么办?哪天造反了，怎么办?因此妒贤也是下跪主义的一种实质表现。就算你是贤人，你向他下跪了，他还是不安。岳飞为什么会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秦烩就是妒贤。岳飞这样的忠君报国之士是绝不会给他这样的人下跪的，只对皇帝下跪。因为岳飞忠君，儒教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便是给秦烩有机可乘了。忠君下面才是报国，可想孔子的儒教不过是变相的下跪主义。
鲁迅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还说了：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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