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机会听一位著名教授的关于文化自信的讲座。为了帮助听众理解，讲座中播放了一小段视频，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实现独立解放而经历的峥嵘岁月。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一个个镜头在屏幕上闪过——虎门销烟……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捷、两弹一星……
没有毛泽东主席——没有他的形象，也没有他的声音，没有井冈山，没有开国大典，也没有他在书房里接见尼克松——总之，似乎近现代中国史上，不存在这么一个人。
虽然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在这些年并非完全意外，但心还是一沉，涌起几分不快。
近年来，这位教授一直在做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工作，我对他是非常尊敬的。但是，这段视频，还是让我无意中窥到了自信中的不自信。
毛泽东主席，是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极其巨大的存在。
谈论文化自信而回避毛泽东主席，就像谈论欧亚大陆的地形却不谈论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那样，不是很奇怪吗?
要知道，对至关重要的问题，回避、躲闪都是不自信的表现，用不自信的方式宣传自信，又怎么能够让人真的相信你是真的自信呢？
回避毛泽东主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文化认同能不能建立；而文化认同，则是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的自我认同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并不特别重视血统或肤色。一般来说，认同华夏文化，则为“中国”，反之则是“蛮夷”。
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文化自信，则文化认同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如果没有文化认同，就会成为精神上的流浪儿，就会出现精美、精日以及各种“精”，就会把蹂躏视为享受，把失败视为胜利，把主动做奴隶视为人生最大追求，把胯下之辱视为无上荣耀……
所以，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只能从认同毛泽东主席开始，舍此任何看起来走捷径、讨巧的办法，都不过是行百里者半九十。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文化的意义？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做一个粗疏的梳理，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到禅宗出现完成了中国化，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数百年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但在吸收整合之后，也使中国文化变得空前丰富多彩起来，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个时期，则是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船坚炮利，而且还是一种异质的，似乎是更加优越的新文明对陈旧的、行将就木的旧文明的威胁。
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道出了士大夫阶层面对这种新文明所产生的迷惘、戒惧、沮丧的情绪，所以流传甚广。
中国文化应对这次冲击，产生的最主要的思想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是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固有框架，吸收了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把中国文化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世界性和普世性，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从现代中国文化中移走，那么中国就会变成一块文化洼地，中国文化就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性知识”，就完全不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
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只是简单地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论证毛泽东思想如何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传统的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世俗理性”，不太关注形而上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生活哲学”。
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以探讨社会行为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管子》。
但遗憾的是，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思想要么湮灭，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中国哲人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但西方的文化却具有超越性，通俗点说就是具有“仰望星空”的特征。执著于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莫不如此，当然也包括马克思。
探索的目的则是为了征服，即如马克思所言“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世界”。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
简言之，毛泽东思想兼具了传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点，第一次赋予了重视世俗理性的中国文化以超越性特征。
毛泽东思想既重视现实，也关注未来，既重视解释世界，也重视改造世界。
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不仅解除了中国文化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危机，还赋予它充沛蓬勃的生命力。
失去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只能在陈陈相因中逐渐隳沉，现在满大街的“二十四孝图”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高地，是文化和文明的输出者，自资本主义产生后，500年来中国第一次在人类探索理想社会的努力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国家性格”而言，最具有现代国家的特征，而毛泽东时代之前或之后的中国，则更具有传统中国的特征，信奉的是“吃亏是福”，“能忍自安”。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存在，谈论文化自信时回避毛泽东主席，就会令任何一个有基本思考能力听众陷入困惑：如果毛泽东思想与业绩能够证明中国文化的优越，那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谈呢?如果他是一个“错误”因而需要回避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又怎么可能是优越的呢?
这个悖论，将摧毁一切关于文化自信的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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