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战斗机脆弱部位的时候，如果忽略了那些受重创而未能返航的战斗机进行统计研究，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真正脆弱的部位如果被击中，飞机就无法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受到的伤害都不在致命部位。这就叫“幸存者偏差”。
历史是由幸存者书写的，而那些无法返航的战斗机，失去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力。幸存者们哭诉着自己身上的伤口，浑然不知不幸的同伴遭遇了什么;幸存者们炫耀着自己机翼装甲的坚强，在受打击后支撑下来，却想不到腹部才是自己致命的弱点。
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幸存者偏差也体现在高考的成功逻辑中。
不论是主流媒体的宣传，还是家长老师的谆谆教导，都向万千学子传达着这样的观点：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实现“高配的人生”。因此，我们总是觉得，考上好学校的大都是足够努力的，而那些高考的失败者甚至辍学的同龄人，是因为他们不好学。
然而，视“个人奋斗”为成功的万用经验，我们是否会注意，当高考优胜者在公众面前风光地炫耀着自己身上的几个弹孔时，其背后还有大量未能迈进大学之门的“缺席的战斗机”?他们在哪?又是什么使得他们难以继续学业?
他们就是身边的人——每天为你我端上可口饭菜的大叔，凌晨两点开始在宿舍走廊忙碌的保洁大姐，快递点前分拣的小哥。他们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富士康的流水线边，地王大厦的地基中，从高山到海底，从城市到偏远山区——哪里需要苦累的劳动，哪里就有他们。
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小学招生数为1729.4万人，到如今只有975万考生奔赴考场，而全国本一批录取率能占到同一批年龄人的仅仅3%。而没能进入大学的大多数——“缺席的战斗机”——就成为了市场经济中即插即用的劳动者。当你还在幼稚地相信所谓“成功”和“梦想”的时候，当你还在因为自己的学业成绩“挣扎”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压在你肩上，而是由这千万劳动者扛过去了。
而他们的境遇，真的只应该归结于个人的不努力吗?
当我与一位建筑工地的大哥聊天时，他跟我描述了他为了让孩子在北京读书是如何费尽周折，最后无奈之下把他送回了老家，那是四川的一个小县城。
一位00后的后勤小哥曾经跟我说起对我们名牌大学生的羡慕，说起他很喜欢学习却没能念完高中。而当我问起他是因为什么缘故，他只是沉重地说“种种原因”。
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告诫研究者，要能够超出个人情境的眼光，来看结构性变迁。如果一个人失业，可能是他的个人困扰;而一千五百万人失业，则非从社会结构的弊端入手不可了。
实际上，跳出身边同学这样的小圈子，放眼社会，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个人奋斗，高考真正比拼的是家庭背景。高考就像一个筛子，筛出的往往是哪些能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人。
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国有54.63%的中学生来自农村。该年，北京大学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6.3%。这在当下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北京市2017年文科状元熊轩昂对此非常坦白：“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能看到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
一个来自底层家庭的孩子，上的是师资力量薄弱而且不断被高级学校挖角的乡镇学校，没有多余的钱去报补习班甚至没有用过看似常见的教辅，有的孩子甚至早早地开始帮父母出摊、干农活——正如《卖米》这样的故事所表现。更不要提那些辍学离家，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的童工了。
就算极少数来自底层人家的孩子考进了大学，仍然因为不会使用计算机、说着蹩脚生硬的英语、不会琴棋书画、没有光彩的学工经历、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带着既成的弱势。一位有背景的同学可以轻松地在金融法律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刷出一份闪亮的履历，而寒门子弟恐怕连与他们的HR见上一面的机会都没有。然后是就业，再是买房、相亲，再是下一代的教育。
有人可能会拿出一些因为不努力而辍学的例子，你们又是否想过，家庭的无心关注，努力仍然远不如人的自卑，考上好大学的渺茫，换作是自己是否能够比他们坚持更久?
有人可能会拿见到的一些劳动者下班后沉迷手机的单调生活来反推他们当初的不努力，如果你一天干上超过十小时的体力活，又对学习资源知之甚少，又能做出什么选择?
…………
请不要忘了，“每当你要批评别人，要记住，不是世上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当带着镣铐的人与穿着跑鞋的人共同竞技时，只强调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努力，就是对个人条件根本上的不平等分布的一种漠视。类似地，谈论“高考是当前最公平最好的选择”没有意义，就是因为根本的不公平来源于前十八年所受教育的天壤之别，而教育的不公平就根植于社会结构的资源倾斜之中——高考只不过是将这种不公平的结果揭示出来罢了。
教育之后，他们依然在底层，成为了为这些占有优势资源者眼中冥顽的垫脚石;他们沉默，任由成功返航者诉说着他们的技巧与坚强，把机翼的几个弹痕当成过人的功勋。
因此，北大的岳xin同学以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经历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正如《神曲》中维吉尔对但丁所说：你必须走另一条路。
我们要看到的是它背后的整个不公的社会体系：正是因为先有了这种不公，才有了高考这样的结果。有了这样清醒的反思与批判的眼光，我们才能跳出“个人奋斗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以社会结构性变迁的高度，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真正为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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