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在《外交不过是“文打”——回顾新中国将军做外交的传统》一文中提到伍修权将军曾面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不讲中国话”，“不是中国人”。有些人认为蒋廷黻可能英语不错，其实不然。
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湖南）英语……”。
自得、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买办知识分子都以英语流畅为最大荣耀，新锐买办知识分子瞧不起老派买办知识分子，这也没办法。但不管英语地道不地道，都要勉为其难地去讲——不讲，如何向国人秀优越，如何向洋人表忠心?
蒋廷黻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为人为学均不足论，属于被大浪淘沙淘出的“沙”，原本不必再提。但近年来，随着“民国大师热”的延烧，蒋廷黻也像农民冬天积肥的粪堆那样“热”了起来，“著作”被多个出版社不断改换由头一印再印，人也被捧成了“时代造就的大外交家”。
既然如此，那就有讨论一番的必要。
在我看来，蒋廷黻不过是民国时代的自由派公知罢了，由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软弱性、依附性，所以终其一生，无非攀附而已，一则攀附帝国主义，二则攀附蒋介石。
蒋廷黻早年的经历乏善可陈，和民国时代的许多买办知识分子一样，由教会资助赴美留学，回国之后即成“大师”，成为名校教授，先后任职南开、清华，等等。
蒋廷黻进入蒋介石的视野，源于这样两件事：
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坐视东北沦陷，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但蒋廷黻竟“挺身而出”表示支持。
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后，蒋廷黻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主张划锦州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均撤出军队——这等于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
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他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支持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反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因为其中有“抗日”两字)，自称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
在蒋廷黻的词典里，日本侵略者不是“战争的狂热者”，受到日本野蛮侵略的中国国内主张抗日的人，才是“战争的狂热者”。
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里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听到如此贴心的声音，而且来自一个“学者”，自然如饮甘泉，引为知己。
二是，1933年12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主张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他就像费墨为严守一论证通奸的正当性那样，论证要要解决中国的“政治分裂与政府腐败”问题，非要蒋介石这样的“新式独裁”不可。
蒋廷黻的理论与当时正在组织“蓝衣社”，图谋效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搞“法西斯蒂”的蒋介石不谋而合，令蒋介石大为激赏。
此后，蒋介石三次召见蒋廷黻。蒋廷黻吹捧蒋介石“态度极为得体”、是“有坚强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的国家领袖。蒋介石先是派他以“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苏联和欧洲，回国后不旋踵就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跻身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之列。
1936年10月，蒋廷黻担任驻苏大使。
当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发生，蒋廷黻救主心切，居然只根据孔祥熙的一纸私人密电而非政府正式指令，就断定事变为苏联主使，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并大吵大闹，以致苏联政府反而向中国提出抗议。
蒋廷黻的失当举措使其在莫斯科备受冷落。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急需苏联的军事援助，但蒋廷黻却无所作为，1938年1月，蒋廷黻卸任回国。
不过，蒋廷黻在苏联还是办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协助已滞留苏联12年的蒋经国回国。从此奠定了他被两蒋长期宠信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廷黻担任的另一个重要职务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负责分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给中国的救济款项和物资。其支配物资与资金的权力实际超过了“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
但蒋廷黻私心自用，像所有的公知一样能力又很差，整个物资分发工作组织得一塌糊涂，竟出现了“联总”驻华300余职员联名向联合国总部控告国民政府不遵守有关协议，因政治原因不公平地分配物资，建议将计划分配给中国的救济物资分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联总”据此下达对华物资“停运令”，此事引起轩然大波。蒋廷黻受到极大冲击，遭到监察院弹劾，被迫去职。
不过，蒋廷黻在署长任内，却干成了一件他个人的“美事”。
蒋廷黻与结发妻子唐玉瑞婚后生有二男二女，这时却又看上了下属沈维泰的妻子沈恩钦。
蒋廷黻虽然救国无能，但勾引女人却有板有眼。
他大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先是安排唐玉瑞带着小儿子到美国去看病，然后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双双调到“行总”任职，不久又将“男沈”派往国外，留下“女沈”陪署长打桥牌，从明铺暗盖到出双入对，一发不可收拾了。
蒋廷黻辞去署长，转赴联合国任职时，又让沈恩钦以随员的身份同他一起去了纽约。
蒋廷黻的侄儿蒋济南，在1950年1月16日写了一封《致蒋廷黻的公开信》，对此有详细叙述：
“你抢了你下属(编审处长沈维泰)之妻，与这次贪污案有关。李卓敏想拿实权，你又极无聊，他便投你所好，将沈的妻子介绍与你打牌，跳舞，进一步便同居，又进一步便与沈维泰脱离，由李卓敏将她拉进建国西路五七○号。沈维泰则被你调‘升’到美国去!李卓敏得了实权，便与端木恺、赵敏恒等合伙，强迫你的妻子唐玉瑞与你离婚。不成功，后来到美国又要张平群来办这事，劝唐玉瑞与你离婚，由上海闹到纽约，由纽约到墨西哥，丑名处处闻!最后你说墨西哥法庭准予离婚。到了美国，你又利用你的美国汽车夫来欺压唐玉瑞，以后到巴黎开会，或纽美开会，你便与‘沈小姐’(沈维泰之妻，也姓沈)双双出现在外交场合之下!”
事情还没有完。
唐玉瑞不甘于就此出局。于是她开始“闹场”，这在当时纽约外交界是出了名的。不论蒋廷黻在哪里开会、在哪里演讲、在哪里参加酒会餐会，总有一个女人不请自到，而且要坐在第一排，她就是唐玉瑞。而唐玉瑞之所以能对蒋廷黻的活动知道得一清二楚，则是因为代表团中有内线。
顾维钧原配夫人黄蕙兰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唐玉瑞不屈不挠“维权”的场景——
“她眼见婚姻无可挽救，于是背上一块标语牌，站在联合国大厦之前，向公众宣示她丈夫违法重婚。……又写信给我，问我能否安排与罗斯福总统的遗孀见面。”
“小三插足”的官司，就这样打到了联合国。没有一个“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如此招摇风光。
真特么是香艳狗血的“民国范儿”！
蒋廷黻在联合国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各种方式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在1960年之前始终被台湾当局与美国联手以“缓议案”的形式阻止进入大会讨论。台湾当局得以长期窃据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这在根本上固然是由于美国作祟，但蒋廷黻等人在联合国内的“奋斗”也起了一定作用。1953年、1956年蒋廷黻两次返台述职时，均受到了蒋介石的热烈欢迎，还授予他“卿云勋章”，以示嘉奖。
1965年10月9日，刚刚卸任“驻美大使”的蒋廷黻病死于美国，结束了他不断攀附的一生。
自由派公知由于其反人民的基本立场，所以根本没有力量在中国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就是攀附，而是攀附的结果就是沦为工具和走狗。和胡适等人一样，蒋廷黻们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蒋介石维护其专制腐败统治的工具，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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