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观，一般是指资产阶级对新闻的本源、本质、发展理念、传播规律等的代表性观点和思想。其基本原则主要来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不受政府干涉的“新闻独立”、拥有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 充分自由地表达观点的“新闻自由”等。西方新闻观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只有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让更多人看清西方新闻观的真面目，从而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独立媒体”不是真独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政府很少直接办新闻媒体，绝大多数新闻媒体是属于私有性质，是在经费、人员、所有权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私人媒体，但它们往往却成为资本家控制的赚钱工具或实现政治目的的棋子。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的所谓“独立媒体”越来越集中在几家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手里，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如《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镜报》《卫报》、福克斯广播公司等几大媒体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所控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MTV全球网、国家广播公司、乡村音乐电视等则都属于维亚康姆集团;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新闻》等都归属于皮尔逊家族的皮尔逊集团。所谓“独立媒体”被一些大资本家牢牢控制，而这些大资本家又和政党、政府、大广告主等关系密切，有着众多的利益交换，并且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对此，ABC新闻节目主持人塞姆·唐纳森就一语道破天机：“一般来讲，媒体即使不是权势的侍从，也至少是它的亲兄弟。我们每天都会有一条按着白宫建议播发的报道，只是有时变了样子而已。”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媒体，“独立媒体”之说不过是一句空话。
“第四权力”并非真有权
由于离不开政府这个重要的新闻源，西方新闻媒体也不可能独立于政府开展监督。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掌握的大量公共信息是新闻媒体非常重要的新闻线索，如果哪家媒体得罪了政府，就很可能会失去了这个重要新闻源，就很难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也自然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严肃性的主流报纸，还是《太阳报》和已经停刊的《世界新闻报》等大众化的世俗报纸，政府的新闻始终都在其报道的内容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次对刊登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的2850篇文章的调查结果显示，78%的内容来源是一些政府官员的访谈、谈话等，政府成为这些媒体信息的主要来源，新闻媒体当然不可能是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
此外，为了影响和操纵媒体，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想办法同新闻媒体的老板建立个人友谊，同时还收买部分记者，在媒体内部培植自己的代言人。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在其美国总统任期内就亲自招待过《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并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时更是同多家重要报刊的发行人长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友谊。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舆论监督自然是很难存在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通过行政手段，而运用间接的技术手段、操作方式，通过改变信息供给的方式来达到操纵传媒的目的，越来越被广泛运用，并因此推动了所谓政治传播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喜欢雇用专门的新闻官员、媒体专家等媒体公关人才来为其服务，政治顾问们也因为摸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从而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所谓“第四权力”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新闻自由”难以真自由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把金钥匙。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最显著、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也是新闻媒体最显著、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要从根本上把握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就不能回避、淡忘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西方新闻媒体的产生几乎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步，其在资本主义早期追求的所谓“新闻自由”，是对旧统治者进行权力抗争的一种重要武器。资产阶级上台执政后，“新闻自由”就成了一种欺骗民众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口号和工具。在现实社会中，西方新闻媒体从来不会代表全体人民，更不会代表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时间只是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例如，2003年，在对美军出兵伊拉克乃至整个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美国新闻媒体完全站在美国政府一方，他们与美国政府一起撒谎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萨达姆政权是如何专制、暴政等。正是在政府、媒体一唱一和的误导下，美国大多数民众才站在了政府一方，美国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直到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美方在七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媒体对此却不再感兴趣。2011年，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很多美国人呼喊出“我们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仅占人口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时，美国主流媒体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轻描淡写，甚至有的媒体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这么做，并非偶然，而是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虽然表面上鼓吹“新闻自由”，但美国政府更特别清楚新闻媒体的阶级性，不仅会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对新闻实行严格审查，而且一旦发现媒体或记者不听话就会进行制裁。不仅被封为“美国民主之父”杰斐逊曾呼吁用“有益的压制”来对待“虚假的诽谤性文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通过立法来限制媒体的言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异己和暴乱法》《间谍活动法》《斯密斯法》等。这些措施凸显出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体的鲜明阶级性，“新闻自由”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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