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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关于“知青”的作品，受制于市场社会的逻辑、“现代化理论”的钳制以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总是不脱“伤痕”的窠臼，其中充斥着伤感、颓废和自怜自艾。
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的描写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也影响着一至两代人对共和国一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正确认识。
事实上，当我们拨开覆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面的种种政治迷雾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一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恰恰建立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之上：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繁荣、富足、发达的农村与农业，需要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否则的话中国的工业就会失去市场，而要做到一点，必须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见农业建设，必须扭转近代以来，资源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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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从W@G才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在W@G期间达到了高潮而已。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村缺乏知识青年的现实，被充分显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单是合作社会计一项，农村就需要几百万知识青年，这还不算其他的诸如医生、教师，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
因此毛主席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就发出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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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前30年，农业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至1982年间，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
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
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即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中国之所以能够先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抓住西方制造业转移的契机迅速发展，农村能够提供大量受过初、高中教育的优质劳动力是关键因素。
这一期间，每年都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在农村办教育、办医疗、办农业机械，农村所有这一切进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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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例证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
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
而农村的凋敝，城乡的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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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益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知青自身也是受益者，对很多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首先，上山下乡使知青冷静地、较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知青们亲身体验到中国城乡差别是多么大，地域间发展是多么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多么贫穷。
他们的许多人立志要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改变农村的现状，并为此抛洒了汗水，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社会工程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其次，知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实践中逐渐聪明起来，深沉起来。
在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增长了见识，练就了本领，学会了思考。
他们从农民乡亲们那里学到了勤劳、纯朴、善良、智慧和坚韧。他们并不否认农民身上还沉淀着祖辈因袭下来的消极因素，同时也认识到，正是这些农民，才是维系中国社会生存的基石。
许多知青尽管返城多年，仍同农民们保持着割不断的深情和联系。中国城乡之间，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凝聚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近代以来的城乡对立，前所未有变成了城乡融合;
第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人。
上山下乡使知青普遍养成了不甘落后、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人生信念，他们生于城市，但却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他们在农村获得的锻炼，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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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作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
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
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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