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但是，当时党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这种倾向，后来在党内酿成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同时，在当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一部分同志产生了悲观思想，他们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些具有悲观情绪的同志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次全国武装起义。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信。通信指出，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通信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在这篇通信中论述道，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自北洋军阀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国民党反动派上台以后尽管使用了各种方法，始终未能建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因此，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中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其次，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现在我们回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看到，毛泽东探索出来的“坚持红色武装割据，以土地革命为核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正确无比的。当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193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战略去执行，而是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大干扰，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进行了悲壮的长征。
而长征途中，又遭遇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险些使党和红军陷入分裂，毛泽东曾称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到了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和策略，在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但我们也不会迅速战胜日寇;在国民党面前，坚持既联合抗日、又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持久抗战，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在八年抗战时期，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互相包围，革命力量确实是波浪式发展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积累了革命力量、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最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完成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奠定了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经过冷静的分析，指出了1930年前后中国革命力量存在的条件和发展的方向，批评了根据地内部某些同志悲观失望的思想。这篇文章给予我们的巨大启示是，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形势，必须作出客观、辩证的分析，看到前途和光明，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悲观失望。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等于给了我们一个思想武器，用来分析我们今天外国的、中国的敌我力量，展望今后世界的、中国的历史前景。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通信中，还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指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今天中国的敌我双方情况、社会整体形势，与当年完全不同了。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对于我们今后，将永远起到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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