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都应该感谢毛泽东!感谢中国共产党!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之所以说焕然一新，是因为在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之后，党中央的决策始终保持正确。
应该说，在遵义会议之前，幼年时期的共产党没有形成过核心，决策失误频频，导致遭遇多次重大挫折，教训惨痛。
早期党的各级组织受极端民主影响较深，关键时刻靠 “一人一票”、简单多数做决策，很多共产党人认为这样做才是民主的科学的。1927年12月11日傍晚，广州起义十万火急，敌人已开始对起义军形成包围。在紧急军事会议上，叶挺建议部队向海陆丰转移，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但是，在会议表决时，只有叶剑英、聂荣臻、陈赓支持叶挺，其他二十多人由于不懂军事，都支持苏联友人诺伊曼。最后，诺伊曼的“豪言壮语”被当做行动计划通过了。其结果是，好不容易在起义中凝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只转移出千余人，有5600多人或阵亡、或惨遭杀害(现在都长眠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在王明、博古主政时期，中央决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重大军事决策权交给了一个叫李德的外国人。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丢失了根据地，被迫长征。在长征初期，湘江战役又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红军几乎全军覆没。
那时，当毛泽东看到红军遭遇重大挫折后，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先把解剖的利刃转向自己，进行了痛苦的思考：
当初，他领着秋收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时，中央曾有人批评他要做山大王，他坚持住了，并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
当红军刚刚站稳脚跟有所发展时，中央又命令他去攻打大城市，结果兵败郴州城;
当他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土地革命、进行苏区政权建设时，中央又有人批评他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当苏区逐渐扩大巩固时，中央机关被迫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后，又剥夺了他的兵权，并全盘否定了他取得反“围剿”胜利的经验;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他曾建议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中央却听任李德瞎指挥，以碉堡对碉堡，作茧自缚，使苏区最终沦陷。红军损失三分之二……在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他曾据理力争，效果却适得其反。
难道李德、博古就想把事情搞糟吗?还不是。那他们为什么三番五次地与自己作对呢?毛泽东冥思苦想，他提醒自己要冷静全面地思考，以便从庞杂的纷争中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博古不懂军事，一味迷信国际路线;李德年轻浮躁，对中国国情几乎一无所知。那为什么自己总不能说服他们。多少次争论，自己也是火烧火燎，也是情绪烦躁。不仅没能说服他们，还助长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若这样下去，岂不害了红军，害了党。他开始自责，懊悔，反悟，决心转变方法，尽可能多说服一些人，不能采取说不过去就走的办法。
于是，毛泽东开始和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领导人交换意见，再通过他们去做凝聚共识的工作，最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在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之后，成功运用民主集中制这个决策制度，党中央的决策再也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民主集中制之所以管用，在于它的机理科学。首先，民主集中制能保证所有意见浮出水面，这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即各级献计献策的过程。然后，书记通过综合分析这些意见提出最优方案，这个过程不是抛开民主的意见，而是对民主意见进行优化，是集中智慧的过程。接着，书记再用优化的意见和组织成员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反复讨论、交锋，最后在产生的最优意见上达成一致。这样既有效防止“个人说了算”的弊端，也避免了“极端民主”的困扰。
在战争年代，国共两党的将领很多都是黄埔的同学，还有不少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在两军对垒时，就如何战胜对手，国共两军各自内部都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我军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程序，优化各种意见，形成共识。国军则做不到，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请蒋介石这个外行当裁判。
民主集中制运用之所以成功，必须有一个有威信、有影响、有经验的书记为核心，书记只有具备高于其他成员的能力水平，才能把浮出水面的所有意见凝练成最佳的方案。
因此，有成就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已被拥戴为新时代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我们党有这样一位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总书记为核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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