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靠自己努力建成的中国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坚、旗帜。如何坚固堡垒，维持人类理想的前景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寄托人类理想的《乌托邦》，500年前由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 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1516年撰写。追求人人平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在中国先秦时期，老子，墨子和儒家的孔孟都有这方面的表述。以墨家的表述为典型，有理论、国家形式和实践行动。在理论方面，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东西方，在实践方面俄国走在了前面，而坚守的任务却留给了中国。这是一项伟大和艰巨的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苏联的瓦解，是苏共领导人的叛变，改变了信仰和国家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看上去偶然意识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改变世界政治构成，对历史有了重大影响。诅咒、谩骂无助于揭示本质，甚至内幕只是叙说经过，有助于揭示本质但不是深刻原因。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出现相反的偶然性意识?如果能在比较下揭示偶然性意识的产生，那就离真相和本质接近了。
建立社会主义政体，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巴枯宁：“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这就意味着，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从属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巴枯宁不理解这个必然性，但如果放眼未来，这个提问就有了他的历史意义。巴枯宁的诘问成为社会主义的悖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政权，需要管理者精英；如果不能始终保持先锋作用，而这些精英将成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统治者，形成新的统治阶级。关键问题，如何使得管理者同化为劳动者，管理者的权力即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权力?
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国内的覆灭阶级的反抗，然后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围剿，这是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的立体作战。在领导阶级内部，面临文明社会形成的自私意识侵蚀。管理阶层是代表多少人执政，手中的筹码只有微弱部分属于他自己，是否出卖不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首先是个人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包括对出卖的后果的预期，这同时关联到整个体制的监督制衡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选出自己的代理人，为自己谋利益。走狗贪吃一点，只要不超出范围，破坏规则，资本财团的主子们是不会在意的，他们知道雇佣人是要给报酬的，绩效与报酬挂钩。一旦违规，损害到了幕后资本垄断者的利益和规则，轻者利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让他下台，重者直接下地狱结束生命。资本垄断者会看护好自己的利益，时刻监控自己的代理人和走狗。代理人与幕后者的物质力量对比悬殊，甚至资本财团直接派出的家族人都无法与隐形的资本力量比拟，肯尼迪被枪杀就是个实例。美国总统任期内下台的，死于非命的不是偶然，也不是少数。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管理者与其被代表者的物质力量对比悬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管理者力量绝对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管理者制衡是个难题。管理分子与被代理的分母关系倒置，分子力量压倒分母。毛泽东看出了存在的问题，最初以鞍钢宪法组织为突破，想找出政治和经济的途径。这主要表现在1960年初的《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里。遇上大跃进的失败，在调整时期只能先图存亡问题。调整过后，政治上不占优势，尾大不掉，发表一篇文章还得远走千里到上海。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召开，新宪法表达了他的主张，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管理者尽量从劳动者中选出。他生命精力耗尽，鞍钢宪法没有从内部机制到外部结构上落实，没有具体的规定和法理上的详细条文。人民名义留下了。
苏联在缩小管理者与劳动者差距方面不如中国。斯大林没有清醒的哲学意识，临死时才有那么一点觉悟， 社会主义可能存在对抗性矛盾。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把哲学上指导的根源，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因素，在国家管理层向民主化迈进。但他没有把这个权力让渡给无产阶级劳动者，在基本经济组织内部没有任何改进，只有外部结构上的调整，从纯计划开始结合市场。赫鲁晓夫慢慢走向集权，改革依然失败，他自己成为民主化的牺牲品。此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哲学思维，在政权形式上脱离与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联系。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 ，沾地的脚踝是其唯一的弱点。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一阵风刮落，管理层绝大部分已经演变成利己的阶级，与无产阶级劳动者对立的统治者。他们侵蚀了所代表的劳动者的利益，并且为了利益最大化出卖了手中掌握的被代表的筹码。
单以物质创造力或者意识形态都不能确切的说明历史发展的本质。只有从人的物质和思维两重性的发展，二者相对的运动即马克思辩证法才能说明历史。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从人的特征物质劳动而来的历史观，是人的物质与意识彼此依存的运动观。物质一元观只能造成机械的解释，而意识形态论只能就偶然性进行解释，历史变成英雄与枭雄的争斗历史。
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外部和内部，物质与意识。与几千年形成的习惯做斗争，从现实的此岸到达理想的彼岸，意味着史无前例的艰难，没有现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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