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二代张贤亮于1988年6月23日寄片韩少功：
“北京待了两天，果然听到启立同志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会上，根据那位巴黎中新社记者唐某打的“内参”，批评了我们的代表团。使我痛心的不是打小报告，而是领导人惯于听一面之词。干脆走他娘的，躲进小楼写小说。你年纪轻，望好自为之。我是觉得已经束手无策了。”
当写信人已物故，且新世纪迈入第十五年，收信人“清理自家旧物，无意间从一抽屉里翻出旧笺若干……来信者多为同行故人。他们的墨迹有几分模糊，但字如其人，或朴或巧，或放或敛，仍能唤醒一幕幕往事……”于是提笔写《落花时节读旧笺》，回忆起让“熟读和盛赞《资本论》”、“曾以《绿化树》《土牢情话》等小说折服包括我在内的大批读者”、“一眨眼成了金光闪闪的资本家”的张贤亮所“束手无策”的“痛心”事：
“信中提到的‘内参’，是1988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所引起的。那个代表团超大。其中有几位在巴黎痛责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得到大批听众激情的鼓掌，却与部分华裔人士暴发争议——包括他提到的‘中新社记者唐某’。这场争执以‘内参’或其他方式传导国内，后来也成为文化界思想纠扯的案底之一。”
而韩少功与张贤亮正是那次访法作家团员之二，其他还有陆文夫、刘心武、刘再复、张抗抗、张辛欣、白桦等共十二人。一次友好访问竟变生为“文化界思想纠扯的案底”，作家们到底在外说了些什么，招来“启立同志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会上”“批评了我们的代表团”?
据当年6月1日《欧洲时报》特稿《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访法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讨论会》所载，暴发争议的是文人们的这几面言词：
“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
“如果有一个人30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说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最近…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
“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那么多挫折?中国许多作家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一般情况下，正常的雄鸡都是早晨叫，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引起主人们的生气，包括善良的主人们也很生气，于是就把它杀掉了。可事实是，不管正常的鸡或不合时宜的鸡怎么叫，早晨都会来到的。”
可见团员中“有几位在巴黎痛责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属实，这就怪不得华裔人士如巴黎第三大学教授徐广存要即席说出自己的感受：
“听了你们的发言，让我们流泪，因为从你们的叙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并不贫穷，应该歌颂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所谓的灵魂工程师尽是这般自怜自贱，怎不叫人失望难过?韩少功对访问团遭批有所辩解：
“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争议双方首先有背景的错位，有语境的分裂，说的好像是一回事，但联想空间、意涵所指、听众预设等远不是一回事。刚出国门的中国人，满脑子还是官本位、大锅饭、铁饭碗、冤假错案，不发发牢骚，不冒点火气，好像也不可能。”
但不顾尊严刻意渲染凸显家丑得体吗?我们对照一下丁玲早在1981年访问北美时的心态，华裔作家刘敦仁于《哀丁玲》一文就明确点出：
“每次被外国人问到她的过去时，丁玲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多少个夜晚，我们在下榻的饭店闲聊时，他总是坚强地重复一句话：‘我要批评自己的祖国，也不会到外国来批评。’”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主席没错看“文小姐“;历经磨难者回首前尘，既不河殇，也不苦恋，依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心虚“干脆走他娘的，躲进小楼写小说”的告洋状之徒未免小家猥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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