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其实是个西方人搞出来的虚拟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人类世界由于气温升高，将会导致大灾难发生。为了遏制气温升高，大家以后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西方国家给所有人都定了指标，以后排放不能超标。如有超标，你得花钱买。
基本是这么一个逻辑。
为什么丁仲礼和柴静为了这件事情，在采访时差点吵起来呢?
因为丁仲礼觉得西方国家给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定的指标不合理，但是柴静认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碳排放大国，言下之意认为中国受点委屈是应该的。
要想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们要了解以下几层逻辑：
1、地球气温升高，是否和工业碳排放有关？
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很多争议的话题。最早言之凿凿抛出这个论调，并被西方国家政治圈拿来做碳排放依据的，是IPCC出具的一份报告。
IPCC的英文全名是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翻译成中文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它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用来评估气候变化的机构。它本身不做任何科学研究，只是搜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气候变化的论文，然后做一些知识点的整理和总结。
它在搜集完论文资料后，会在每隔5年左右，发布一篇报告，总结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知识。而在2007年的报告中，它提到全球气温开始升高，并将对环境产生致命影响。
这篇报告发出后，马上被西方政治圈拿来作为气温上升的法宝，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质疑的声音。
最主要的质疑声音是，仅仅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地球就曾发生过气温在短时间内上升或下降的情况。比如在欧洲的中世纪，那时候的气温比现在还高，但那会儿人类还处在农耕时代，没有进入工业革命，气温升高显然跟工业碳排放没有关系。
因此，将地球气温升高和人类的工业碳排放直接挂钩，是存在疑点的。
而在2009年时，作为IPCC2007年报告的主要技术支持方和实际起草者之一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生电子邮件泄露事件。有个土耳其黑客黑入了该学校计算机系统，并且公布了这些气象学家私下交流的电子邮件。
根据这些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一些科学家在操纵气候数据，伪造科学流程，以达到支持他们有关气候变化说法的目的。
这个事件在当时是一个轰动全世界的丑闻。
英国后来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来调查这个事件，并研究其中的电子邮件，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数据造假问题，但最后结果是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可能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2、全球气温升高不能超过2摄氏度，是如何来的？
不论该泄露事件以及2007年IPCC报告的真相如何，到了2010年时，全球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如期召开。在会上，西方各国首脑根据IPCC的该报告，确定未来主要减排目标是，要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那么，这个2摄氏度是怎么来的呢?
按照丁仲礼的说法，这是计算机模拟计算出来的。所谓计算机模拟计算，背后是先有一套逻辑程序，然后把历年的各种气温数据输入进去，按照这个逻辑程序推算出气温升高2摄氏度后，可能会造成多少物种灭绝，地球环境将遭到多大毁灭性破坏等。
丁仲礼之所以对这个计算机模拟数据表示质疑，是因为运行和推算这套数据的计算机程序，是人写的。程序员在写这套模拟推算程序时，是根据他们现有的知识，并按照一定的逻辑推理规则，写出这样一套程序。
这样的程序推算，既带有编写软件的程序员自身的局限性，也没有考虑在自然环境下，各种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所以，这样的计算机模拟结果，肯定远远不如实验室数据来得准确。
甚至，即便在实验室中进行试验，由于是纯理想环境，缺乏一些可变因素，实验结果也不一定100%准确。
但是，不论怎样，这个2摄氏度的报告结论一经公布后，马上开始流行，并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
3、对各国的碳排放指标，是如何确定的？
为了达到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这个目标，西方国家确定，到2050年之时，全球的碳排放量要被控制在8000亿吨以内。
这个总排放量确定以后，西方国家又率先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说未来他们的碳排放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减少25%到40%，并逐步减少到80%。
这个小目标看似合理，且具有表率作用，但事实上，相当于西方国家先从这总量8000亿吨的排放中，切走了一块蛋糕。因为你按照西方国家现有的人均排放量，再减去未来要减排的数量，就能得出他们在未来能够排放的数量。
而西方国家为自己切走的蛋糕总量是多少呢?答案是44%。而他们的总人口数量是11亿。也就是说，剩下55亿人口(2010年人口数据)，去分剩下的56%。
这个方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相当的不公平。
而根据当时的方案，碳排放指标是可以上市交易的。最开始的交易所设在美国纽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给自己设定了高额的碳排放指标后，以后如果用不完，可以卖给你，买卖场所在纽约。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按照丁仲礼的说法，中国未来如果继续保持原有速度发展，可能每年需要花一万亿人民币，来购买碳排放指标。
4、陷阱之外的陷阱？
丁仲礼和柴静的采访视频，基本是讲了上述这些道理，没有再往后讲。如果再往后深挖，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陷阱。
通过这次疫情，大家会发现，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非常严重。美国乃至欧洲本土的工业生产能力，很多已经外迁，连大规模的口罩生产能力，几乎都没有。抗疫中非常急缺的口罩和呼吸机，很多都是从中国进口。
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前十大公司，赫然在列的可能是微软、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摩根大通等。这些企业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基本都是高科技软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除了苹果生产手机、摩根属于金融业外)，他们中的多数从事的不是有形商品制造业，而是无形互联网、软件或金融业。
其实，苹果虽然生产手机，但是其在美国本土只负责研发，并没有实体加工。苹果是在全球采购原材料，在全球寻找加工生产基地，并在全球销售。富士康有段时间，也做过苹果的代加工厂。
因此，一旦上述碳排放指标方案成为现实后，全球的贸易景象将可能变成这样一幅样子：
发达国家只生产高端软件和提供互联网服务，将实体制造业全部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高价销售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发展中国家在用几万件衣服的利润，换到几套软件后，再将生产衣服附随的碳，排放在国内，导致排放超标，不得不向发达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
这两把剪刀差剪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将永无翻身之日。
5、《穹顶之下》
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刚推出时，我在加拿大读书。当时有个移民加拿大很多年的华人朋友看到这部片子后，把柴静臭骂了一通，说她是西方买办。
柴静是不是西方买办，不得而知，但是这部片子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痕迹：
(1)非常煽情。
这部片子是从柴静得了先天性肿瘤的女儿开始讲起，虽然没讲女儿得肿瘤跟雾霾的关系，但是却给了观众无限联想。整部片子从头至尾都抓住了公众各种敏感神经，让人不想看下去，都难。
(2)真真假假。
《穹顶之下》播出后，中石油掌管质量标准的一位副总工程师忍不住公开吐槽，说这部片子带有明显的一些问题，比如，混淆了烧煤和汽车尾气对雾霾的贡献率，夸大了油企的能耐等。
这位时任副总工程师对《穹顶之下》的总体评价是，对错七三开。
但在我看来，这个片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区分中国的不同地域。
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地理概念，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包含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么庞大的地理位置上，有的地方污染相对严重，有的地方污染相对较轻，有的地方可能没有污染。
选取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来给观众一种全中国都快要完蛋的感觉，是不客观的。
比如，我自己出生在南方一个小城镇的乡下。每次回乡下，我觉得都没啥污染。天空很蓝，空气很清新，地广人稀还特别安静，跟《穹顶之下》中描绘的恐怖景象，一点边都不沾。
环境确实要爱护，污染确实要治理，但用极其专业的煽情方法来带节奏，是不对的。而如果是为了配合西方国家关于环境治理、碳排放话语权的掌控，就更不应该了。
结尾：
拜登马上就要上台了。他跟川普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王八拳乱舞，完全无视规则，一个是特别擅长利用规则，在规则层面进行争斗，并利用舆论带节奏，逼迫你接受他的规则。
就好比，如果你不接受碳排放方案，他会指责你不珍惜环境，破坏环境。同时，明明是自己先切走了一块大蛋糕，但却在表面上作出主动减排表率的假象，混淆视听，让你时时处于舆论的下风。
这种争斗，在未来不仅可能表现在保护环境层面，也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层面。这可能是中国未来面临的更大挑战。
我们既要坚定的保护环境，爱护自己生存的地球，我们也不能陷入西方国家设置的陷阱，让自己处在一种不公平的规则之下，损害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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