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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是最近才开始批判胡锡进的言论的，这不对。
2018年12月底，《环球时报》召开例行年会，总编辑胡锡进在致辞时抛出两个观点，一是“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二是“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左了”。
胡锡进的第一个观点，是我判定他立场属于臣妾主义的重要依据，我当时就撰写了《与“美西方”的关系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文进行批判。
什么人才会把自己与别人的关系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呢?只有臣妾。因为臣妾离开了“君夫”是不能活的，只要“君夫”承认她的名分，再虐待她，甚至打入冷宫，她也无怨无悔。
我当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胡锡进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的尊严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与美西方的关系不能损害这两点。如果保持和美西方的关系居然要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为代价，那么我们可以不要这种关系。
让我感到不解并且有点气馁的是：参加年会的衮衮诸公，显然不是都支持胡锡进的臣妾主义立场，但居然没有一个人当场进行反驳。
后来我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是开宴会招待宾客，主人却在食盘里放了一小块垃圾，端看客人如何应对?
很遗憾，客人们相当于把这一小块垃圾都吃下去了，他们的沉默，等于为胡锡进的臣妾主义主张做了背书。
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受儒家思想腐朽的部分影响至深，许多人满足于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但却以牺牲原则为代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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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的第二个观点“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左了”，原话是：
“我的最大担心已经不是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了，而是中国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这一立场，我将其概括为“谨防逼左论”，也有专门的文章对之进行批判。
在逻辑上，胡锡进的这一主张，和蒋介石当年面对日本的侵略，提出“宁亡于日本，不亡于共党”如出一辙，是相当“经典”的卖国主张。
蒋介石的主张是宁肯让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也一定要继续“剿共”;
胡锡进的主张也非常清楚，就是宁肯在对美贸易战中失败，也绝不能恢复被他称为“保守”的和“左”的做法。
试问：胡锡进的这一立场，不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又是什么呢?
概括来说，“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论”和“谨防逼左论”是胡锡进主义的两个基本论点，其实也反应了相当一部分精英的立场。
两年过去了，胡锡进的立场变了没有呢?没有。
慑于舆论的压力，“与美西方的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太敢讲了，但仍然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观点之中，而“谨防逼左论”在日前他为自己在价值观方面的投降主义立场辩解时，又再次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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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喜欢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谈论我对胡锡进观点的批判，这也是不对的。他们不能理解“原则之争”、“主义之争”。
我在这里重申一遍，我和胡锡进没有个人恩怨(希望今后也不会有)，之所以坚持批判胡锡进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胡锡进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正确的不是没有，但很少。有的观点听上去很耸动，但经不起推敲，比如“千枚核弹论”，为他圈粉无数，也成了他“强硬”的标签，但在中国的核威慑力量从来不是问题的背景下突然抛出来，就显得很怪异。“千枚核弹论”的真实用意，是为了掩盖战略意志不足的问题，是为了在公众心中建立起“因为核弹不够，所以应该妥协”的逻辑，目的是为投降做舆论铺垫。
第二，胡锡进的影响很大，每天打开手机，各种平台都在推送他的言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又影响这么多人，如果不站出来进行批判，我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当年为保卫狼牙山五壮士与炎黄春秋对簿公堂、为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批判《软埋》、《八佰》，都承受了很大压力，也都过来了，这次我也会坚持。
第三，胡锡进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主张“晚投降不如早投降”的精英-利益集团的立场，如果放任他们操控舆论，误导公众，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投降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胡锡进观点的批判，有些人不太理解，我亦无意做过多的解释，但我会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心，继续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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