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官场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在这个舞台上，各种角色闪亮登场，各有各的拿手好戏。但在表演之中，有人名留青史，有人遗臭万年。因为历史是面铜镜，照得见冠冕堂皇，也照得见影中鬼魅。尤其那些不戴皇冠却执掌乾坤的人，在史书上留下两副面孔：垂帘听政者尚有一层薄纱遮掩，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则近乎赤裸。但若论心术之精、手腕之巧，古人确乎不及今人。当然，人类经过了千百年的进化，智商必然大有提升，“既当婊子又立贞节牌坊”的把戏早已玩得炉火纯青了。他们会在庙堂之上绣一幅双面绣，一面是“众望所归”，一面是“法理昭昭”。
一、古法粗糙，今术精微
垂帘听政者，好歹需有“太后”之名分，或“先帝托孤”之重担。吕后临朝，还须借“惠帝仁弱”为由;慈禧听政，终要顾“祖宗家法”三分。这是戴着镣铐跳舞，终究难畅其怀。
挟天子者更是不堪——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到底背了千年骂名;司马昭之心，连路人都知其叵测。他们太急，急到忘了缝制一件合身的法理外衣。
今之“高人”则不然。他们深谙：权力若想长久，须先自我催眠，再催眠天下。
第一步，是造“势”。豢养文人墨客，著书立说，将私欲包装成“历史必然”，将权术美化为“万民所向”。一套理论，七分真三分假，引经据典，说得连自己都信了。百姓如坠五里雾中，但见满街文章、遍地颂声，恍然以为天命在此。
第二步，是演“礼”。三辞三让的古戏码，换上现代戏服重新上演。先让“民意代表”涕泪俱下跪请出山，再摆出淡泊名利的姿态婉拒再三，最后“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番做作，洗去了篡位的嫌疑，镀上了一层“被迫担当”的金粉，自然就有了几分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悲壮。类似场景，恐怕在官场上行走的人并不陌生，或者早就见怪不怪了。
至此，牌坊已然立起，高耸入云。那就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
二、法理为衣，权柄为刃
既有了牌坊，便需将婊子的生意做得光明正大。
垂帘听政的旧瓶，装了新酒，名曰：“培养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这一切皆有章程：高级顾问、特别授权、临时摄政……法律条文细细打磨，将专权编织进宪政的锦缎里，远看是民主纹样，近观却是龙蛇暗藏。然而，即便有人心有不服，可一切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一点毛病。
但这制度有个“缺陷”：若那傀儡忽然长了脊梁，不肯听话，便难处置。古时尚可毒酒白绫，今朝却要顾忌“程序正义”。
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技，悄然复活，却换了名目：“能者上，庸者下”“动态优化”“不换观念就换人”等等，或者干脆量身定做一套程序，来个“末尾淘汰”。今日立甲为君，明日便可寻个“健康原因”“家庭因素”，体面废黜;再立乙，再不妥，再换丙。法律?法律正是为此而设，条文中“不胜任”“失职”诸款早已备得齐全，如同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唯有持权柄者知晓开合之法。奈何?
杀鸡儆猴，古之明训。废黜一两个“不肖之徒”，满朝文武便都学了乖。从此奏章上只有“臣附议”，议事时只剩“主上圣明”。
三、功归于己，过推于人
这套双面绣最妙的一针，在于责任的乾坤大挪移。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自然是“高瞻远瞩，领导有方”。颂声须震天响，史笔要浓墨写，纪念碑须巍峨立。
若有灾殃，便是“执行偏差”“具体办事人员失职”。那台上的傀儡，恰是最佳的替罪羊。昨日还是“年轻有为”，今日便成“刚愎自用”;上月还是“锐意革新”，下月便成“举措失当”。废黜之余，还可开个“批判大会”，既显“公正无私”，又儆效尤。
进退之间，已立于不败之地。进可享九五之尊而无其累，退可保太上之权而无其险。法律成了盾牌，民意成了装饰，史官成了颂者。
四、无冕之王的黄昏
然而双面绣绣得再精，终有两面。一面示人，一面藏己;一面光明，一面阴暗。但绣者往往忘了，时光是最公正的拆线人。
那些被催眠的，终会醒来;那些被噤声的，终会开口;那些被篡改的，终会复原。历史或许会短暂地失明，但从不会永久失忆。
真正的牌坊，不是石刻木雕，不是法典条文，而是人心中的一杆秤。那些自以为骗过了天下的人，最终骗不过的，是自己在夜深人静时，不敢直视的那面镜子。
权力可以披上任何华服，但若内里是腐朽的，再多的熏香也掩不住死亡的气息。古今多少无冕之王，生前显赫，死后留名，只是那名声，多半是跪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供后人唾骂千年。
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本是人性中常见的贪婪。但将这种贪婪系统化、制度化、神圣化，便成了一种精致的恶。而这种恶最大的讽刺在于：那些自以为设计了完美牢笼的人，往往最终困住的，正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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