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在满族贵族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带有明显民族统治特点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
清朝开国以后，满族贵族一方面用武力镇压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采用满汉复制和恢复加强封建土地所有制、恢复科举的办法软化和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这使清王朝在康、雍、乾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从18世纪末叶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没落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统治集团奢侈腐化。权贵们大多遵循“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投机钻营，逢迎谄媚，追逐名利。官场上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徇私舞弊司空见惯。地方官吏更是横征暴敛，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生动的写照;经济上，土地兼并之风与日俱增，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甚至丧家失所沦为流民;军事上，武备废弛，军队腐朽。长期的和平环境和特权，使八旗兵逐渐丧失了强悍骁勇的作风，变成了一个只知吃禄收租的寄生集团。绿营兵虽无特权，但其腐败更甚于八旗;在思想文化方面，嘉庆、道光年间，继续厉行康雍乾时代就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在对外关系上，顽固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其要害是害怕人民与外国的接触会危及其统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796--1808年爆发了遍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统治者自身的腐化和农民起义的打击，使满清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正当满清王朝国势日衰之际，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发展。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反对封建制度的巨大胜利。从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又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世纪初，英、法、美等国的主要工业部门，都采用了大机器生产。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它的巨大的商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输出的欲望，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地去寻求与扩大新的原料产地和新的商品市场。同时，近代大工业的发展，势必使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势必加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和冲突。资产阶级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危机，加紧对外扩张、侵略。
于是，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了《南京条约》，中国也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朝统治的没落和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动荡。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主要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抗性阶级所组成。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新兴的阶级。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除原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鸦片战争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必然引起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在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开始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寻求挽救封建末世厄运和御侮强国的途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务实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逐渐兴起，“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变向的主要标志。
“经世致用”之学是作为清朝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学、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兴起的。满族在入关以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因此它入关以后满洲贵族非常注重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他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几乎全部沿袭明朝的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充分利用历代汉族统治阶级思想家的遗产实行专制主义统治。清朝建立之初就厉行文化专制政策，钳制舆论，严禁会盟结社，禁绝一切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著述和异端思想。同时大兴文字狱，对稍有不满于朝廷或对国事略有微词的知识分子严加惩处，监禁、放逐、斩首，乃至满门抄斩，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界一片死寂。与此同时，清王朝大力尊崇儒学，倡导尊孔读经，把程朱理学定为统治思想。推崇“理学”是“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内圣外王之学”。此外，清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繁琐的考据学，组织士大夫编纂大类书、大丛书。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乾隆时编集了《四库全书》。这种大规模的编纂活动，意在查禁销毁、删改历史典籍，消灭不利其统治的文字和书籍，泯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打击反清活动，把士大夫、汉族知识分子引入脱离社会现实、从事繁琐考据的歧途。清朝统治者这种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动文化专制政策，使大部分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接触社会实际问题。他们或是一头钻入故纸堆中从事繁琐的考据，或是醉心科举，从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中找出路。这样，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读书实践的风气为之一扫，代之而起的是考据学和程朱理学的盛行。到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和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
然而，任何高压政策都无法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随着清王朝统治由盛转衰，其对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也稍有松弛。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更带给中国社会以极大的震撼。吏制腐败、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刺激，终于使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从故纸堆中，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抬起头来面对现实。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汉学和理学发起挑战。他们指出，这些学说厚古薄今，逃避现实，禁锢天下人的聪明智慧和思想，引导人们舍本逐末，不问世事，一味地从事典籍的训话、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结果是使“学术衰而人材坏”，“术愈精而愈无用”。他们提出，应当注意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治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们还对清王朝的腐败与黑暗进行揭露，指出这个王朝已处于衰败之中。正是出于挽救这个处于衰世之中的王朝的愿望，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都提出了变更法度，实行社会改革的主张。此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这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都主张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但是，他们并不像一般封建官僚那样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他们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了解敌情，以便知己知彼，“筹制夷之策”。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上述思想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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