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知名UP主「小约翰可汗」的“硬核狠人”系列中，曾讲述过一段荒诞却极其沉重的真实历史。
故事的主角，是让美国朝野闻风丧胆的“疯狂炸弹客”乔治·梅特斯基。他凭借一己之力在纽约轰炸16年，将全美顶尖的刑侦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场漫长灾难的始作俑者，其实只是一名底层锅炉工。1931年的一场车间爆炸令梅特斯基双肺尽毁、彻底残疾，而傲慢的资本家却利用法律漏洞，剥夺了他应得的工伤补偿。维权无门、被逼上绝路的他，最终选择用工业手艺向资本巨头和冷漠的城市展开报复。
16年后，后知后觉的警方终于将其逮捕。面对公众对梅特斯基悲惨遭遇的同情，美国官方为了掩盖体制的丑陋，迅速扯来一张“严重精神分裂症”的遮羞布，将其免死并送进精神疗养院。
在这座牢笼里，这位“疯狂炸弹客”却展现出令人意外的优雅与温和，备受医护喜爱，直到1994年以89岁高龄寿终正寝。
西方社会习惯于将这桩惨剧解构为一出刑侦与犯罪心理学的经典奇案，然而，历史的深刻与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多维视角的碰撞。
无独有偶，笔者在翻阅上世纪的《人民日报》时，注意到了姚文元曾对这起大洋彼岸的轰炸案进行过一番深刻的剖析。
在这篇今天看来依旧观点犀利的评论中，姚文元穿透了案件表面荒诞的恐慌表象，将矛头直指其背后的体制根源。
他认为，梅特斯基的“疯狂”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下的必然产物;当法律和体制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帮凶、剥夺了底层人最后的生存权时，便注定会异化出梅特斯基这样用极端暴力向整个体制复仇的“狠人”。
这种跨越了大洋与时代的审视，恰好与如今人们对该案的道德反思形成了互补：疯狂的是炸弹客，但真正生病的，是那个逼良为猖的冷酷社会。
锐评原文如下：
2月6日的“文汇报”上有一则通讯，报道了所谓“纽约奇案”的真相。
十六年来，纽约的公共场所一直有人掷小型的炸弹，一共爆炸过三十一颗。纽约市警察局曾出动了两万名警察，悬赏二万五千美元，要逮捕这个“疯狂爆炸者”。
本年1月23日，警察局宣布这个案子已经“水落石出”了，投炸弹的原来是一个五十三岁的半残废的老工人。
1931年当他在艾狄逊公司工作期间，在工作中受伤，不能继续劳动，而公司拒绝付给他休养金。他仇恨这个社会，决心要向它投掷炸弹，但不准备伤人。他发誓要投掷炸弹到被捕或死去才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老工人麦特斯基是一个虔诚的、善良的天主教徒。他在炸弹上的签名不是什么罢工或斗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F.P.——Fair Play，即鲁迅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费厄泼赖”，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中所谓“公平”或“机会均等”。
这个悲剧，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滔滔不绝地宣扬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
但我还有更多的感触。
这个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奇性的人物，并不是“赤色分子”，而是一个相信上帝、经常到教堂去做弥撒的天主教徒。
在美国，受迫害的不但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不但是要求真正民主自由的人，只要要求活下去的劳动人民，就会受到残酷的压迫。这证明了在为争取面包的斗争中，信仰不同是次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在压迫工人的时候，并不因为你相信上帝就少压迫一些的。
然而相信上帝的人竟拿起了炸弹。这又证明了上帝在麦特斯基心上已经不能满足自己复仇的要求了。他懂得了要进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然而他又仅仅个人拿起了炸弹。走个人复仇的道路，是不能动摇这个黑暗的制度的任何一块基石的。他用“费厄泼赖”作标记，然而“费厄泼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资本家从来只是向劳动人民要求“费厄泼赖”，至于他们自己，则一切奸诈阴险的手段都会使出来的。迷信“费厄泼赖”，是不能求得自身解放的……
不是吗?
他用了“费厄泼赖”式的方法，结果还是在肺病垂危时被捕了。这是一个更深刻的悲剧……
佛家说，佛眼能够从一粒沙中见大千世界。我并没有这种“佛眼”，但如果把这件事作为一粒沙的话，我以为也可以窥见美国社会的“世界”的。我们窥见了美国的社会黑暗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也可以窥见有的工人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在反抗时也还是走“费厄泼赖”的道路。
但我想，这也只是暂时的情形。
这件事，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又当作“奇案”在疯狂地渲染和叫嚣了。他们必将用侦探小说的笔法将真相掩去，使人民只当作“奇闻”看。这位善良的老工人，也许会同“夜半歌声”的主角一样被说成为“妖怪”。
可是对于我们，这却是一个铁证：它证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只是一件掩盖罪恶的彩衣，它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整版整版的“奇案”“艳事”“趣闻”中，隐藏着多少血淋淋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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