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韩非子的不错与他的偏颇》一文中提到，韩非子说：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王充针对韩非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
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
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
他的总的主张是：
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
在激烈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如何生存下去，固然要“争于气力”，不能没有守备，全无抵抗之力，光靠仁义之类是无用的，这个道理很显然；但王充指出的“童子必不胜”的问题，确实也不容回避，他所说的“文武张设，德力俱足”，也就是处处做到家，尽力而为了。只不过，他说的“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这样的“韬光养晦”，不能不是可笑的和无用的。
今阅孟子，他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正处在春秋末世战国初年，这问题在当时有普遍性。
滕文公问他：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竟然先回了一句让人灰心丧气的话：
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这句话，表现了孟子对兼并时代的不满、厌烦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毕竟，也不能一点主意也拿不出，孟子接着说，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个意见的话，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
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就是说，你如果打算构筑城池，动员起你的人民，准备抵抗齐或楚的进犯，那么，只要人民一心跟着你死守，那么你就这么办。
话里的含义是说，你平时要行仁义，取得人民敬仰热爱，有了这一条，事齐事楚或抵抗他们以至于全部战死，也是对的，你这样的小国面前的路只有这么一条。
这个回答体现了孟子一以贯之的仁义治国的主张。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滕这样芥豆之微的小国，其实是进退两难的，一方面要好好恭维大国齐、楚，混一天算一天，另一方面要作好彻底投降或干脆死战的准备。
滕文公这人有点迂而坠，接着还要问，齐人已经灭了薛国，收为齐国的一城，下一个恐怕就要临到我了，到底我该怎么办？
孟子说，从前，周大王居住豳地，狄人老是来侵犯，周大王就离开豳，住到岐山之下去，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这是善：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焉。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孟子看到滕必定是要被齐国吞并去的，就劝滕公行善，说行善之人，后代子孙好。你滕国当然也是想传下去的，那就只有看天意了。这话已经给滕公说到底了，但孟子还要加上一句，“君如彼何？强为善而已矣。”你别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只有努力行善吧。
滕公听了孟子这样的话，大约也只有把眼泪掉下来了。
这情况，生动反映了当时小国的景况是多么艰难而没有希望。韩非和王充所回答的，就是这样难度极高的问题。
尽管如此，滕文公仍存侥幸之心，想着还能有一线希望，问，我作为小国，平时是竭我之力去服侍大国的，但现在仍然不能避免亡国之祸，这可怎么办啊？孟子还是举出从前周大王的例子，说，
过去周大王居豳，狄人常入侵，以皮币、犬马、珠玉去求和，狄人仍然入侵不已，怎么办？周大王就对豳地的老者们说，狄人要的是我们这块地方，地方本是养人的，现在反成受害的原因，我不如离开这里，你们就留在这里吧。周大王就这样离开豳，到岐山下安居。豳人商议说，大王是仁人，我们不能离开他。就纷纷追随而去。但对这事情，也会有人主张说，应当守住豳地，不丢祖宗，至死不去。这两种前途，你选择哪一种呢？
孟子的回答和反问，可算是把话都说尽了，你滕君根据自己的情况看着办吧。他没有具体给滕君拿主意，主意要由滕君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拿定，如果平时不怎么行仁义，现在就应当行仁义，在这方面尽力而为是最根本的。
所以，总的说来，孟子正好站在韩非子对立面，一个主“行仁义”，一个主“争于气力”，而王充处于当中，认为要“文武张设”，古人之见解，也就尽在于此了。
朱子对此的看法是：
迁国以图存者，权也；守正而俟死者，义也。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
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取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
朱子说孟子的主张是出于“圣贤之道”，仁义之道的根本大法，而决不取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那一套智谋。朱子这又是一种说法，往迂腐无用的一路引去，预示着儒学的末法末世的到来，如鲁迅所言：
“宋以儒学替金元治心”。可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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