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一种古代文献，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
它首先是研究孔子以及初期儒家的最可靠的基本文献。
关于孔子的事迹，各种流传的说法很多。西汉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孔子被抬高到非常吓人的地位。关于他事迹的宣传，更为繁多。汉人撰写的《孔丛子》和《孔子家语》，尽管其中部分内容有所依据，但很大部分都是后人根据当时需要杜撰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礼记》所记述的孔子的言行，也有许多不实的东西，这就给孔子和初期儒家思想的研究带来了许多不确实的、互相矛盾的信息。所以现在研究孔子和初期儒家思想，最可靠的历史资料还是《论语》。《论语》中记载孔子之身世、经历、言行、燕居以至生活习惯等等，既具体又有系统(当然经过整理)。《论语》的记载可以作为鉴别战国时期及其以后各种称述孔子言行、辨别其真伪的尺度;如与《论语》所言相反或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肯定是伪造的或其中有大量伪造的内容。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对于《论语》也应这样看。《论语》记叙的典章制度、政事活动、人物评论以至世风民俗的描写，都是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它还保存一些殷周古史资料，也是非常珍贵的。
这里举两个例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到子贡时，写了一大段(约1500余字)春秋末年子贡在孔子支持下的外交活动，而加以评论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东汉《吴越春秋》、《越绝书》对子贡的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穿梭外交活动作了详细的记述。但不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先秦子书。《史记》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关于子贡外交活动的记载，如找不到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史料证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然而这种史料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包括出土文献)。其实在《论语》中就有证实《史记》等书所述子贡外交活动的信息。《论语·子张》第二十三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批评了这种看法。二十五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谓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您是谦虚恭敬吧，仲尼的才德难道真是胜过您吗?)子贡又批评了这种看法。他们为什么说“子贡贤于仲尼”呢?叔孙武叔，是鲁国的大夫，名州仇，“武”是他死的谥号;子禽，即陈亢，字子禽，郑玄注《论语》和《礼记·檀弓》都说子禽是孔子的学生。他们不会毫无根据地瞎说，总是看到了某种突出的现象才说这种话的。把它与《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的子贡一系列外交活动及其巨大胜利联系起来思考，便可恍然大悟。子贡的外交活动使得五国之间的关系、强弱发生了变化(这是《左传》、《国语》有记载的，只是未记子贡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存鲁”——鲁国免于被齐国灭亡，自然在叔孙武叔和子禽的头脑里造成深刻的印象，造成炽烈的感情，这就是他们认为“子贡贤于仲尼”的由来。存于《论语》这条信息，我们可以相信《史记》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所记载的子贡的外交活动以及有关的历史事实。而这对于研究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研究春秋战国外交史都是很重要的。
《论语》保存上古史资料，这里也举一例。《尧曰》第一章载：“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行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国注：“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复礼。故用玄牡(按：即黑色的公牛)。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这是现存《尚书》所不载而仅见于《论语》的上古史资料。《论语》还有不少可与《尚书》相印证或对之有所补正的资料。
《论语》保存的历史资料和提供的历史信息(如“子贡贤于仲尼”之类)，应充分予以重视，特别是后者更应引起注意，因为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关键的是，在严格训释《论语》本文，弄清其本来意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深入地从中提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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