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儒法两家不仅在守旧还是革新的问题上，而且在面对我国北方辽和西夏贵族统治集团发动的掠夺性侵略战争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坚持了爱国主义的路线，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儒家则挂起了卖国主义的降旗。可是，从宋代以来的道学家，到叛徒、卖国贼1o1，无不歪曲历史事实，吹捧司马光卖国有功，攻击王安石爱国有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这对于划清历史的和现实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界限，彻底批判1o1的卖国主义路线，是完全必要的。
一
北宋中叶，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次变法证明，王安石是我国封建时代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毛主席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在北宋的历史条件下，划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界限，就看他面对我国北方的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的侵略威胁，是主张抵抗还是实行投降。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特别是北方契丹贵族建立的辽政权和西北部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对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辽和西夏的人民后来同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疆域的巩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在当时，辽和西夏是带有严重奴隶制残余的封建军事政权，它们不断向中原农业地区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其中受害最深的是北宋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受到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又常遭到契丹贵族集团的武装掠夺，在这双重压追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正如王安石所形容的:“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因此，北宋广大劳动人民坚决主张抵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他们是何等地蔑视辽和西夏的武装侵略，表现了坚决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法家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政治立场出发，也坚决主张反抗辽和西夏的侵略。他愤怒地指出，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更岁与数十万钱帛，此乃臣之所耻”!宋王朝“称契丹为叔父”，这是宋真宗时期大地主阶级屈辱投降政策的产物。一〇〇四年寇准领导的宋军，在抗辽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大地主投降派却迫不及待地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规定每年向辽统治集团交纳大量财物，并规定宋王朝称辽太后为叔母。王安石反对这种可耻的投降路线，他坚决主张反侵略，加强国防。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贫”和“弱”只是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宋仁宗时,辽的威胁未除，西夏之侵扰又来。但大地主腐朽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在侵略者面前“若小侯之事大国，无敢不从”，而对内却肆无忌惮地实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这就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使宋王朝面临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严重局面。
对外政策是和对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在内政上实行一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能坚持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的。王安石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批判儒家思想，从客观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没落。他是著名的革新家。他的变法对内反对大地主兼并土地，对外反对向辽和西夏的反动统治集团投降。他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企图在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赋税收入，同时改革宋王朝落后的军事制度，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他指出:“偷安与受给,自古有亡国。”他坚决主张抛弃大地主投降派的“祖宗之法”，希望通过变法“救国家积弱之势，振累世因循苟且之习”。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使宋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显著加强。他所采取的反对大地主兼并的理财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增加了宋王朝的财政收入。据记载，十多年后，同辽对峙的河北“边防大计，仓廪充实”,“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军器监”制造的大批武器,“可足数十年之用”。这些材料即使可能有夸大,也反映出大地主阶级顽固派无法完全抹煞变法的积极成果。变法期间，在王安石主持下，宋王朝任用了法家沈括和名将王韶、宗谔负责抗击西夏的武装侵略，率军收复了河湟地区长期失陷的大片领土。
王安石爱国主义的变法路线，是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的。王安石总结了历史上法家路线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和经验，对商鞅、吴起、桑弘羊等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开要求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他曾经当着宋神宗的面赞扬吴起变法，要求宋神宗认真学习“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北宋变法前夕，冗兵总数已从宋初二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万，维持这支军队的费用，占去了全国赋税收入的六分之五。但在对辽和西夏的军事斗争中却屡战屡败，毫无战斗能力。王安石认为，这种雇佣兵制度是“五代乱亡之遗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如果不进行改革，“则中国无富强之理”。因此，王安石根据商鞅的“什伍之法”的精神，提出要鼓舞“州民使习兵战”，以便为逐步用征兵制度代替雇佣兵制度准备条件。王安石实行的这些军事措施,当然也具有加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面,但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造成一支足以抵抗侵略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使遭受侵略的当地人民能够奋起自卫，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侵略者面前是主张抵抗还是宣扬投降，这是北宋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复古倒退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搞妥协投降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反动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大搞尊孔复古，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斗争，甚至不惜卖身求荣，充当民族的败类。王安石变法后不久，辽反动统治集团害怕北宋变法成功后“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企图趁宋“未强之时，先扰中国”，派兵进行武装威胁。王安石面对这种侵略战争，坚决主张抵抗，认为:“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他看穿了契丹贵族集团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认为如果对他们“示弱太甚”，一味退让、妥协，只会助长他们的侵略野心。他根据宋朝变法后的人力物力，准备出兵恢复被辽长期侵占的幽燕之地。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之徒在辽举兵入侵的事实面前，则采取了投降卖国的政策。有一次，宋神宗问范纯仁能否带兵出征，范纯仁吓黄了脸，急忙说“臣儒家，未尝学兵法”。富弼等人一听说宋神宗要亲征，就“心陨胆落”。韩琦公开主张“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彼疑”。他们把坚决主张抗敌的王安石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倾巢而出围攻之。他们否定抗敌的必要性，胡说什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王安石针锋相对地回答:“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只有国家强盛，坚持反侵略斗争，才能不受欺凌。
大地主顽固派对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的攻击，暴露了他们的卖国主义立场。司马光等人历来畏敌如虎，生怕变法图强触怒了辽和西夏侵略集团，轻描淡写地把侵略者武装掠夺说成是“边鄙小事，何足介意”!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把宋王朝每年向侵略者奉献“百万之财”，美化成“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甚至打肿了脸充胖子，叫嚣:“人主爱民物，心无彼此情。约欢同一国，蒙福编群生。”在司马光这批孔孟之徒身上，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呢?他们拿人民的血汗去供养侵略者，换得大地主顽固派的一时苟安，这就叫做“爱民”;而把人民的遭难说成是“蒙福”。他们同侵略者“约欢”，亲热到不分“彼此”，这就叫做“仁”。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编造的这些奇妙的逻辑，不只是活生生地勾画出他们自己的丑恶嘴脸，而且也表明了他们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就是投降有理，爱国有罪的理论根据。
北宋大地主反动集团推行卖国主义的路线，有其深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原因。王安石变法前夕，一小撮大地主垄断了全国十分之七的土地,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大地主顽固派把农民起义视为心腹之患,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他们害怕进行反侵略斗争会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动摇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他们宁愿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而不愿进行反侵略斗争。在他们的眼中,“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好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他们认为跪在辽和西夏侵略者面前，还可以保住脑袋;如果被人民推翻,那就一切全完蛋了。因此,大地主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是必然的。
毛主席在批判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卖国主义时指出:“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撇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从历史上法两家在投降卖国还是抗战爱国的斗争中，可以更深刻地得，只有广大的革命阶级、革命的人民，以及剥削阶级中主张进步、革新的集团和派别，才能够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对侵略者坚持抗战，而坚持倒退、守旧的反动派，总是要投降或想投降的。王 明、湖服、陈 伯 达、周 扬之流宣传过的“国防文学”，其实是卖国文学。1o1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他卖国投敌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
二
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它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安石变法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然而北宋以后的道学家却妄图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北宋灭亡前夕，道学家杨时首先出来叫嚣:“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后来，有人还挖空心思地炮制了话本《拗相公》，说什么“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但是，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南宋初年，有人就驳斥道学家杨时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北宋的灭亡，决不是王安石变法路线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由于司马光的儒家路线推翻和取消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路线而造成的。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在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支持下重新登台掌权，他们把卖国主义的理论变成了行动，对于变法的一切措施，他们是罢，罢，罢，一罢到底;对于侵略者的步步进道他们是让，让，让，一让到底。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王朝抵抗西夏的武装侵略，取得了很大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时，司马光却唱着“宁为百姓屈己”的卖国调子,主张抛弃变法期间收复的土地。在司马光的带头下，顽固派发出了一片“弃地”的嚷嚷声，什么“不可不弃” 啊，什么“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啊。文彦博甚至奴颜婢膝地说，如果及早自弃，西夏就会“感带(戴)恩德，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这伙顽固派“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把变法期间收复的一大部分土地、特别是陕北的米脂等四个边防军事要塞拱手送给了西夏的反动政权，结果“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防受害”，种下了北宋王朝迅速灭亡的祸根。顽固派的屈膝投降行径，适应了辽和西夏反动统治的需要，怪不得司马光重新上台时，在辽的反动统治者中得到了很高的声誉，叫喊“中国相司马矣”!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家对北宋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北宋王朝灭亡前夕，金统治者大兵压境，大地主顽固派却还在热衷于“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鼓吹尊孔反法，实行反攻倒算。正如当时的民谣所描绘的，“不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秋”指金兵在秋天的进犯)，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灭宋的金右副元帅斡离不的封号)，却管舒王(王安石死后封号)”。这首民谣，活活刻画出这一小撮顽固派尊儒反法、投降卖国的嘴脸。他们置亡国之祸于脑后，热衷于尊孔崇儒，镇压抗战派，怎么能不亡国呢?鲁迅说得好:“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卖国主义的“老调子”。谁唱起了这种“老调子”，谁就是在宣扬卖国主义路线。但是，不管南宋反动的道学家们如何颠倒历史，王安石将作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载入史册，司马光一伙顽固派则永远作为卖国主义者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叛徒、卖国贼1o1学着道学家的腔调，大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充分暴露了他妄图充当苏修的“儿皇帝”，把中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丑恶嘴脸。
从王安石变法这桩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家路线同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家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进步学派，决定了它是同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挑起民族矛盾的都是各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无论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压迫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或者其他民族反动统治者侵扰汉族劳动人民，都是一律应该反对的。王安石坚持革新、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路线，不仅对宋朝人民有好处，对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压迫下的人民也有好处。因此，这是一条爱国主义的路线。相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动儒生，反对任何变革,坚持复古倒退。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大地主阶级统治的本质，但即使是这样，司马光也仍然不能容忍，把它当作洪水猛兽镇压下去。他们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必然结果。尊孔必然卖国，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反动的孔孟之道，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对内进行反革命统治、对外实行卖国主义的理论根据。正如鲁迅指出的:“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花边文学·算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而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爱国主义，它必然要受到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爱国主义性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在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地区从事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同我国北方以游牧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之间，曾出现过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发生过民族冲突和战争。对这种民族战争应该作具体分析，看到有正义与非正义、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区别。当这种民族之间的压迫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时，反对民族压迫，“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便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历史上这种在反对民族压迫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儒法两家在对待民族压迫与掠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所决定的。秦始皇统一中原六国后，同我国北方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就突出起来。秦始皇曾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设置九原郡，移民垦边。相反，那些反动儒生则叫嚷“亡秦者，胡也”，幻想依靠匈奴侵略者推翻秦王朝，实现奴隶制复辟的迷梦。当时，有一批奴隶主贵族为了逃避地主阶级专政，亡命投奔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他们的子孙还自称“秦人”，帮助匈奴侵略者同汉王朝作对。
汉代初期，匈奴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据记载，“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朝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是反对侵略还是屈膝投降，成为汉初儒法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汉朝内部那些大搞分裂割据、破坏国家统一的同姓和异姓王都“事穷智困，卒赴匈奴”。例如，韩王信在阴谋叛乱前，就“与匈奴约共攻汉”。燕王卢绾在发动叛乱失败后,“将其众亡入匈奴”。吴楚七国之乱同匈奴侵略势力也同样有密切的联系。吴王濞写给各诸侯王的信中公开宣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暴露了他们阴谋勾引匈奴侵略者推翻封建中央集权的汉王朝的罪恶计划。匈奴奴隶主贵族也跃跃欲试，准备“与赵合谋入边”。由于这次叛乱被迅速地镇压下去，这一阴谋才没有实现。相反，法家都是主张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入侵的爱国主义者。晁错根据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抗击匈奴的具体措施。桑弘羊根据同匈奴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经验指出，“事不豫辨(办)，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事先不做好反侵略的战备，就对付不了侵略者的突然袭击。他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打败匈奴，就是因为按照“商君之遗谋，备饰素循”的缘故。而反动儒生却公开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妄图对匈奴奴隶主贵族开门揖盗，自毁长城。大量事实说明，一切搞分裂割据的反动派，总要勾结外来的侵略势力，而一旦他们的阴谋破产，就必然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
汉代以后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儒家的卖国主义本质。五代十国时，后晋的石敬瑭为了换得“儿皇帝”的地位，甘心情愿“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把幽云十六州出卖给了契丹侵略者。这个四十五岁的卖国贼，竟然无耻地称三十四岁的“契丹主为'父皇帝’”。在宋代，以司马光为头子的大地主顽固派，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卖国主义者的衣钵，而且发展了儒家的卖国主义理论。南宋的道学家们继承了北宋道学家的卖国主义衣钵，汉奸、卖国贼秦桧就以儒家正统自居，攻击主张反侵略的人是“未纯乎儒术”，无耻地叫喊“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道学家朱熹比较狡猾，他偶尔也空喊几声“抗金”的口号，但实际上却大肆攻击王安石的爱国主义路线，攻击一切真正的抗战派，暴露了他假抵抗真投降的卖国贼面貌。正如陈亮在当时揭露的，朱嘉之流道学家“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近代以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蒋介石之流，也都披着儒家的袭裟，演出了一幕幕卖国主义的丑剧。叛徒、卖国贼1o1妄图投奔苏修，也决不是偶然的。他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必然走上卖国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汉民族有，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论是那一个民族所产生的，不论是汉、满、蒙、回、藏、壮、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伟大祖国。而古今中外的反动派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一切进步的改革，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统一和独立，歪曲和污蔑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深入批判湖服、1o1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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