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是现在公知这个名字臭了。中国公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知，他们的问题很多，比如缺乏逻辑，好玩情绪；喜欢扯淡；专制，像给人乱扣帽子，扬言殴打不同观点的人；自我标榜，自我美化；喜欢造谣，而且无耻的为造谣唱赞歌；逼着别人做洋奴和资奴；只能自己批判别人，容不得别人批判自己等等。“公知”实际上成了中国自由派的私货。

公知们的今天其实是“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的破灭，这种神话都是人们头脑中的枷锁，破除这些枷锁，其实就是一场思想解放。做为普通民众，我们应该提高自己认识事物解读社会的能力，而不应该依赖别人，不要迷信那些知识分子，网络意见领袖之类的，只会跟随别人，那也是对我们自己智商的侮辱。

近来，“百雀羚”等老品牌入列国礼名单，触发了不少人的记忆，引发了一股国货热。中国传统的自主品牌很多，影响力一度很大，但是在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往往命运多舛。比如曾经凝聚“民族力量”的中国电池生产业巨头南孚电池，被摩根士丹利收购后转卖给美国吉列，随即退出海外市场，一半生产能力被闲置；“活力28”，急需资金扩大产业规模却无法通过上市融资，无奈之下，谋求合资。结果合同约定的合资公司承诺并没有兑现，德方投资者将公司“活力28”商标“冷藏”起来，彻底丢掉了“活力28”在中国市场上树立起来的人气，生产、销售并大规模投入广告宣传主推“巧手”品牌系列洗涤用品。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化程度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军事强国”往往也是“舆论强国”，他们往往在高技术战争中，利用网络媒体抢占话语权，除了像入侵海地时的“主动出击快”外，还千方百计围绕“展开攻势快”和“战果延伸快”大做文章，通过“三快”，把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手中，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了大量高科技新闻手段，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军民的抵抗意志，最终导致几十万伊军不战而溃，伊拉克政权迅速瓦解，这就是舆论战的典型。

未来舆论战，无“网”不胜，忽视网络媒体的特殊功能，等于自掘坟墓。也从另一个侧面警醒我们：善于利用网络媒体，还给我们探索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新闻舆论战中如何有效发挥网络媒体的特殊作战功能，抢占话语权，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

城镇化推进的比较现实的动力来自对资本对集体土地的冲动，通过重整和征用农民的土地进行资本化运作，发展房地产市场，但这个方向不可能实现“人的城镇化”。退一步说，能引起资本欲望的土地也仅限于大城市周边，那些中西部地区远离城市的农村土地是没有资本化的价值的。那么这些地方的城镇化如何实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尚未得到回应的问题。

也许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华西村、南街村等可以成为这些地方可借鉴的榜样，虽然还叫村，但华西村和南街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工业，利润留在了社区而不是被外来资本带走。这将是对政策的考验：“人的城镇化”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还是个真正的目标?政府是站在资本的一边，将城镇化作为资本积累和保增长的工具，还是站在农民的一边，带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

目前，媒体上频频爆出有关“民”的字眼，“民企、民资、民间舆论”就是常见的词汇。具体分析，民这个字是对应官而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这些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游说舆论称之为“民”似乎也勉强说的过去。但问题在于对应官的民是可以分为几个阶级的，互相之间的利益完全没有重合。由此可见，谎称为“民”的私人企业、私人资本本质上与平民无关。

因而，目前这种把代表个人的“私”偷换成代表平民的“民”的思潮，不夸张地说，这是新中国以来少有的一次成功洗脑活动。从此为平民所警惕的少数人私利就被描绘成了大多数人向往的公益，堂而皇之地站在了争权夺利的舞台上，以平民的名义向政府索取好处，同时将政府抹黑成平民的对立面。为了牟取私利，他们收买的媒体喊出了政府不要与民争利的口号。然而私人资本争取到的好处跟平民有何关系？

汪精卫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学读了一肚子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宾塞，他学的那些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可以让他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顿时失灵。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大势的基本判断大体都是悲观论、失败论，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就是亡国论。汪精卫就是如此。

当然，除去思想根源，根本问题是汪在政治上堕落，没有守住中国人的底线。有一批跟着汪的人能悬崖勒马，最后关键的一步不迈，知道秦桧做不得。物换星移，道理其实一样。前车之 鉴，汪精卫其实做不得。归根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戚本禹同志近日回忆说，1966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便劝他停止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看到戚本禹同志讲述的这段往事，那些有政治觉悟的干部群众必然会受到深深的感动，更自觉、英勇、有效地展开斗争。毛主席抓的这件“大事”决不能落空，也决不会落空。

实际上，国家要求增减挂钩必须在区县范围内进行，且限制了每年可以进行增减挂钩的指标数量(一般为国家下达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大约10%)，如此，才能使某些整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难度大的地区形成较高的指标价，也才能让诸如成都市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借增减挂钩来实现城市利益向农村的输送。

增减挂钩这一制度设置，并不能因此而有让农村建设用地本身变成资源的魔力，而不过是用这一制度安排，使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所形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挂钩指标，让农村建设用地参与了部分城市利益的再分配。这个过程并没有新增财富，而只有通过增减挂钩这一特殊制度装置而来的再分配财富。周其仁的“农村建设用地里头有资产”观点，就是目前全国热烈开展的城乡建设中的建设用地的崇拜一个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增减挂钩的“大跃进”，忽视了城市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质的不同，极有可能导致农村为夺指标而使得耕地盲目抛荒、农村社会资源譬如农民住房的白白浪费。

最近，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论战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是新自由主义者，出阵者大都是重量级人物，从会议打到网络，从网络打到报刊，令观者惊心动魄。

高尚全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否认了基本事实，如把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当成了主要矛盾了，并进而认为这个矛盾是由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这里至少有两层错误。第一，颠倒了矛盾的主次关系，混淆了是非。第二，为市场化开脱责任。高说的政府改革，说清楚了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多党选举，搞西方民主模式。

而吴敬琏则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吴敬琏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

高尚全嚷嚷要解放思想，我们现在的确需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呢?是马克思主义吗?今天，体制内的决策者的思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束缚，而主流经济学家们误导了改革。

据环球时报报道，应日本外交部邀请，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昨天到访日本，为期一周。这是她时隔27年之后的再度访问。据外媒报道，昂山素季此行旨在为自己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向日本政府寻求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财政支持。日本似乎也有意加强与缅甸的关系，试图通过“全日本总动员”快速加大对缅甸的开发，帮助日本企业尽快进军缅甸，以制约不断崛起的中国。

昂山素季与日本的渊源颇深。早在二战时期，她的父亲昂山曾在日本特务的说服下决定与日本合作抗击缅甸英军。后又领导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击败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二战结束之前昂山在英国支持下开始反抗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据环球时报，产经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