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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政府推出媒体监管新协议》：我们看到了英国政治体制在巩固英国资产阶级阶级统治地位方面所具有的精妙之处。现在舆论都是围绕着“新闻自由”展开的，但是，即便没有媒体监管新协议，英国也谈不上什么新闻自由，否则就不会发生一个被电台欺骗的护士被迫自杀的事件了。正因为英国向来就存在报道的禁区，因此，英国政府此次出台的新的媒体监管措施，与其说是为了进一步限制新闻自由，到还不如说是为了限制英国人民获得真相的自由。

华西村，是吴仁宝用一生建造的一座金塔，塔基是坚实的土地，塔顶通向广大、永恒、神秘的精神世界。

现在，吴仁宝安详地走了，我猜想，吴仁宝升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天堂。吴仁宝建造了一方繁华的物质世界，但是，他这一方精神世界却不见得能够被战友们和孩子们所理解。所以吴仁宝的天堂虽然离地面很近，他的战友们、孩子们能不能前往，都仍然是未知数。

毛主席是中国的大太阳，吴仁宝是华西村的小太阳，毛主席去世以后，他留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吴仁宝、史来贺、王宏斌。我们可以把吴仁宝这样的小太阳看成是落日余晖。落日余晖照亮着天空，延缓着黑暗的到来。

委内瑞拉平民窟中的孩童有数百万，成为查维斯的却只有一个，这与查韦斯的英雄梦有关系。玻利瓦尔、卡斯特罗、托洛斯基、毛泽东乃至耶稣，这些为民奋斗、敢于抗争的伟人都给了查韦斯源源不断的力量。

查韦斯理论上并不彻底，却扛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用行动为数千万民众谋得了福祉，让整个南美沸腾，让美国不安、让所有压迫者不爽。这值得那些一心要钻书海，不通读原著、没有彻底想明白就不去做事的知识分子们反思。

查韦斯是意志的化身，是精神的载体。尽管身体状况糟糕，在竞选活动最后一天的行程中，他还靠着极其顽强的毅力在大雨中站了近9个小时。

作为今天的中国青年，面对查韦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谣言：发展中国家中，巴西（转基因作物）连续四年保持快速增长……以巴西为例，转基因作物通过增产、节约农药等方式，为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事实：巴西为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所带来的毒素农药用量大量增加而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采取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从而被迫增加农药用量，已经开始付出沉重代价。其代价之一，是国民的生育质量出现明显下降。譬如，美国卫生部2012年09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因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巴西出现了普遍的婴儿体重偏低现象。

新上任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来自巴西。在前阵子非洲国家农业会议上，他对非洲官员说：“我们现在不需要转基因食品。我们不知道它们将给土地和作物带来什么影响。”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普遍出现代表性危机，尤以政党政治的危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危机、法律的危机为典型。世界因此而进入“后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也不例外。

当代中国，如何在面对不同以往的、多重的“代表性断裂”的政治危机之时，寻找到在“后政党政治”时代进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的途径，成为中国的未来选择向何处去的关键。

因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要厘清民主形式的问题，认识到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并非民主的唯一形式，民主也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民主必须以政治动力为前提。

我们必须在世纪的政治遗产中，进行积极的挖掘，必须在今天政党国家化、资本主义金融化条件下，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重建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促进政治的开放性，在社会变化的内部寻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普遍性的潜在力量。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贾迈勒·哈希姆·艾哈迈德2003年在全球媒体记者中最先发出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作为一个伊拉克人，他认为伊拉克人被美国人以及伊拉克某些政治派别——特别是当年反对萨达姆政权的那些派别——所出卖。

“2003年以前，我和很多伊拉克人一样，过得并不幸福。我们当时的情形就好像是无助的囚徒，既要忍受残酷政权的压迫，又要承受萨达姆发动与伊朗和科威特的战争以及联合国长年的制裁所带来的后果。”但是“萨达姆政府又给社会带来了足够的安全，给国家提供了足够的保护。”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还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拥有民主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了小偷抢劫银行和公共财物的民主，我们有了组建几十个不知名的党派和民兵组织的民主，还有了十年来国家乱作一团的民主。”

张文木教授认为，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国家战略和政治目标相呼应的，不管是统治世界200年的英美，还是近代的日本，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面对英美优势文明的时候，要重视语言学的战略功能，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和发展，避免被英美文化传播体系肢解。文化传播是有国界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并不是“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任何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在国家层面，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民族生死存亡。

为应对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张文木主张，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各种复杂问题，而有效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搞清、界定它们的性质与根源。要不要改革和要怎样改革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些看似支持改革的观点把改革的性质、目的、宗旨、方向与其手段、方法截然分开，把所有问题的讨论都置于“是否要改革”这一衡量之下。这类观点一方面表现出方法论上的极端性，另一方面混淆了问题的性质。本文从方法论入手，分析这些观点的逻辑性、科学性问题，并进而提出中国改革问题的探讨应该在科学的、平等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论指导下进行。

现在中国、美国和欧日面临共同竞争空间不足的难题，债务危机更是提出紧缩的要求，市场不增反缩。世界各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大家都期望有人轰然倒下来释放市场空间，现在世界的博弈是看谁倒下的殊死博斗。

美欧日想要债务贬值同时不发生通胀，就要使多印出的货币能够切实地买到好资产，放眼全球，惟一能够与他们天量印钞相匹配，并购买到的优质资产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中国私有化，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渡过危机的希望所在。中国要认识到美元霸权的“既要输出货币又要输出商品”的内在冲突的严重性、世界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中国想要占有资源，就要有人释放，战争的压力会增加，因此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同等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