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的激进实践方面，笔者看到三个版本，一是重庆市的农民转户进城政策，希望通过让农民拿土地换户籍来创造城市化奇迹。二是山东诸城的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实践，，即地方政府要的是农民的土地，而说的是要为农民提供与城市一样的生活与公共服务设施。三是河南K镇案例，是将K镇所有的存量资源流动起来然后沉淀在镇区的房子上。农民将所有积蓄与未来都消耗进去却不能带来切实利益，反而带来了各种严重问题。

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明确两个根本性前提，中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目前“中国制造”是中国第二产业的主打部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其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近期黄浦江死猪狂飘，引起世人关注。丹麦的养殖户很有科学素养，专门搞了对转基因饲料的科学的对照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转基因饲料对猪的空前杀伤力。

人体的消化系统跟彼特森先生农场里猪只的消化系统结构非常相似。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除丹麦以外，其他使用转基因大豆饲料的国家，在生猪养殖场中存在母猪围产期死产、畸形胎儿等危害健康问题的事实。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大多是零散，没有在兽医同行认可的专业文献中被记录在案。更没有人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从而蒙蔽着养殖行业从业者。与此同时，研究转基因作物对动物危害的科学家，却不断受到转基因产业帮凶有组织有预谋的诋毁。

关于“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定义，我认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定义就很好，就是说，“左”的错误是一种超前的错误，一件事情在未来是正确的，可是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你现在实现，那就是“左”的错误。而右的错误是一种滞后的错误，一件事情在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可是新的生产力新的条件出现，你还坚持原来的东西，不能够跟上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就是右的错误了。

当我们坚持使用关于“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原来定义，其实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的境地。比如当我们提到当年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左”的错误的时候，就不应当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认为计划经济是永永远远的错误，不能够得出结论未来永永远远的不管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计划经济都是害。

按照领导人和官员退休制度，要求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不得超过68岁，而上任部长的官员，不得超过65岁。周小川是唯一一个违反此制度而连任的官员，为什么呢？

周小川主管央行，印出来的人民币，按照其亲自挂帅撰写的《金融知识国民读本》的介绍，都拿去换美元了，交给美国精英了，让美国精英购买中国的工厂和产品物资等等；而印人民币换来的美元，按照周小川先生及其御用经济学家们论证的理论，只能保值增值，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券，不能用于国内。

周小川还成为美国精英评选的世界上最好的央行行长。所以，据草民推测，周连任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精英的指令，因为美国精英很满意周，而且中国早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了，不得不听从美国精英的指令了。

1952年4月，修筑川藏公路的十八军某部二连官兵誓言有声：“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一个连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当地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两不怕”的革命精神在这次作战中得到充分显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官兵战士和指导员都把“两不怕”来作经验和思想总结，以日记和报告的形式传播和学习，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和认可。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九大”之后，“两不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不久前，某权威人士发话，在探讨公有制经济“怎么改革”的问题“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并认为“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而是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

根据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根据唯物史观，当前迫切需要的应该是认真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分析公有制被削弱的原因；依靠广大人民，努力维护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基础，标本兼治，促进科学发展、共同富裕。但是上述“怎么改革”的建议却藐视宪法，要改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建议改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实质就是要改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

我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离开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将名存实亡。撇开所有制关系来谈“民心、民生、民意”，有极大的虚伪性。

美国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争、贸易战争，其本质与19世纪40年代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起的鸦片战争并无二致。其中，世贸组织、《反仿冒贸易协定》就是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利器”。

美国利用中国经济开放，引诱中国加入WTO，让中国不得不遵守那些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利益集团服务的“规则”，企图中国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确立的全球体系，成为它的附庸。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大肆扩张，中国太阳能产业的被打压，就是最鲜明的例子。而旨在用来打击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学名药的《反仿冒贸易协定》，则更是限制了中国印度等国家选择药品的自由。

更有甚者，奥巴马政府已采纳《反仿冒贸易协定》的重要规定，并将其秘密编入遏制中国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纳入五角大楼针对中国石油贸易路线和货币战争的“珍珠链”军事战略，可以看出美国正逐步围绕中国精心编织一张控制网，以遏制中国的一切独立、自主发展。

当前美欧经济正处于动荡时期，我国必须认清美国宣扬经济加速复苏的舆论误导，要认识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性，以及美国制造业除了补充库存消耗、季节调整的短期增长，不可能推动整体经济出现复苏和促进就业水平增长。

同时，我国需要从欧洲、希腊股市的反常高涨看出高盛做局的破绽，避免落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由于无法依靠正常经济增长获利，而迫切渴望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大量财富并转嫁危机的股市泡沫陷阱之中。

鉴于此，我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和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敢于指出美欧滥发货币、刺激投机和忽视实体的经济政策的危害，高度警惕美国采取特殊措施转嫁经济危机，妥善处理南海争端，正确应对美国垄断财团对我国有企业发动的攻势，使国有企业勇敢承担起社会责任并努力消化成本上涨压力，继续进行正确的社会分红的改革尝试措施，进而联合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施压，要求美欧政府纠正货币量化宽松的错误政策，维护自身、各国民众利益和外汇储备安全。

伊拉克战争共导致约4500名美国士兵丧生，3万多美国人受伤，伊拉克的伤亡则达数十万计，战争和战后重建花费了美国2万多亿美元。美国一家主流媒体评论道：那是一场“由意识形态原因操纵不准确情报发动的战争”。然而直到今天没有美国政治家站出来为这一巨大错误道歉，这场错误通过了美国民主的“正确程序”，因而被不了了之。

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发现，美国是个被意识形态绑架和操纵的国家，它更多地注重程序、但对结果缺少问责力。这场错误战争并没有对美国的社会深层原因造成触动，这也意味着，美国今天对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思维方式和伊拉克战争前没什么两样，这是需要我们看清楚的。

一心要将中国全盘私有化的右派网渣们反对中国人民的新保路运动。他们厚颜拿出的理由居然是：“铁路是你的吗?不是你的你保什么?”老王给了他一点面子，问他：“铁路因为在共产党手里就不是人民的，那么，香港不是在共产党手里吗?你们还向共产党要民主干什么?” 这老贼白眼一翻，说：“我是住在香港的。香港主权治权就是我的。”老王驳他：中国数百万铁路员工及上千万铁路家属就不住在铁路了吗?数百万铁道兵和筑路民工血汗和牺牲就不在铁路了吗?

 明天，当人民铁路被共产党权贵们鲸吞尽净，他们就会跳出来大骂，“共产党腐败呀。铁路资本都被他们瓜完分了!”是因为，这可以是煽起人民仇恨和推翻共产党的由头。那时，他们就绝对想不起来说：“铁路什么时候是人民的?不是人民的共产党分就分了吧，你反什么‘腐败’?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