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行业是城市的窗口和名片，采用何种品牌作出租车，可以直观地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品味、水平和价值取向。目前，不少大城市(包括北京)出租车几乎清一色是洋品牌轿车。大而言之，多数消费者将国外品牌列为购车首选。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目标来看，这种现象绝非好事，我们有必要更多使用自主品牌轿车，并倡导“使用国货光荣”的消费新时尚。这是因为，它涉及到对两个重大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首先，我们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提升工业化水平，还是谋求并满足于GDP数值增长。对个人，健壮与肥胖是两回事儿一样;对国家，富强与GDP数量同样不能划等号。近代以来，中国GDP数量曾遥居世界之首，但仍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使财富日渐流向西方。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列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凭借工业化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坚船利炮，对中国等落后国家肆意妄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强调，中国要想不受西方列强欺负，实现富国强民，就必须实现工业化。
汽车制造作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理应成为中国工业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旧中国曾因不能自主生产汽车而被国际耻笑，国内市场由此沦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自主制造轿车，但在国内汽车市场井喷式发展大背景下，国内仍然是洋车遍地，而且越是自命“国际化大都市”的一线城市越明显，民族品牌市场份额则越来越小。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4年1月统计，去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逾15%，几乎三倍于2008年销量。中国本土品牌市场份额，却从2010年31%的顶峰降至27%。
企业规模取决于市场规模。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汽车工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拥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如果我们都不去购买和消费自主品牌汽车，使这些企业不能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惊险一跳”，那么最终受损的，仍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本身。从全局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提升工业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富强，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甚至得鱼忘筌，以牺牲民族工业为代价，换取GDP指标增长。从世界范围看，但凡工业化国家，其一线城市(如日本东京、韩国首尔)都尽可能使用国产汽车，连印度新德里街头也是民族品牌为主。相比之下，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出租车基本都是洋品牌，这看似“有档次”、“国际化”的体现，实则是牺牲长远利益的短视之举。
其次，中国发展经济，到底依据何种价值观和指导思想。电影《让子弹飞》为我们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葛优饰演的汤师爷认为“只能跪着挣钱”，专捡容易的路走;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则直面挑战，坚信可以“站着挣钱”。大量事实表明，越容易的路最后越走越困难，越困难的路最后越走越容易。中国地大人多，要想实现富裕与发展，不可能低三下四的方式敛集财富。而要想做到“站着挣钱”，就得先有股不信邪、不怕鬼的劲头。当年毛泽东倡导愚公移山，目的就是强调自立自强，发挥主观能动性。新中国建立后，正是凭借“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将持续千年的农业国，愣是建成可以制造卫星和导弹的工业化国家。因此，这种自立自强精神应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体现在当前消费领域，就是要敝帚自珍，形成以“使用国货为荣”的新型消费观。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壮大是个历史过程，它既要靠企业自身努力，更要靠国内市场的消费拉动。对自主品牌汽车目前存在的不足，不应过于苛责，而应赞许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鲁迅先生曾这样刻画那种静态看问题思维的荒谬性:“生下来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就万万不要动”。
一个民族要想有出息，前提就是要有志气。“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国家富强同样出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唯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优先支持国货，才能壮大民族工业，才能活得有尊严，实现“站着赚钱”目标。奉崇尚洋货、鄙视国货，实则是妄自菲薄和自轻自贱的体现。毛泽东曾指出，“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这种依附性消费观，只会使民族工业日渐萎缩，最需只能自欺欺人，将“外国在华企业当成中国企业”，国家也将陷入“要么跪着赚钱，要么站着没钱”的窘境。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后，屡屡强调优先采购自主品牌汽车，表明中央领导正自上而下践行一种新型消费观。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北京等大城市出租车行业如能率先垂范，将使用自主品牌汽车作为行业新规，无疑会产生良好示范效应，带动全民形成“使用国货光荣”的消费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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