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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李克勤 · 2019-01-17 · 来源: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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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讲,中国的确有个反汉奸的问题,但要搞清楚什么叫汉奸。

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济学: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逝世后,新华社发布过专门的消息,从中看一看到这样一些信息。

  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友好,先后前往医院看望。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相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业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显然,这是对陈永贵一生的概括性总结和评价。如果一个当过汉奸的人,是比可能得到如此评价的。

  这是令人想得通,说得通的。

  张怀英同志是发现和支持大寨典型的模范县委书记,他晚年花了10年功夫写过《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比较详细介绍了他亲自对陈永贵历史的考察,证明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永贵“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不存在什么汉奸问题。

  【新华博客原文】陈永贵当过“汉奸”吗?

  2011-01-09 10:35   jixuie

  

  李克勤(jixuie)题记:有人抓住陈永贵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寨当过“伪代表”,就认定陈永贵当过汉奸。我们要问的是,陈永贵做“伪代表”就是汉奸吗?余则成当过军统特务是不是也是坏人呢?为什么有人到现在还喜欢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是何居心?好吧,让我们就来看看当年陈永贵当“伪代表”是怎么回事?

一、陈永贵的老领导张怀英简介

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张怀英(左三)和陈永贵(左二)一起研究工作

  张怀英,1925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丁峪村一个贫农家庭。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任区武委会主任,1948年任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27岁任昔阳县委书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县委书记之一。后历任文水县委书记、晋中地区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寿阳县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运城军分区政委等职。

  他从少年投身革命后,直面外敌入侵、内政腐败、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黑暗现实,认定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救中国。于是,他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决志一辈子跟毛主席走,始终以坚定的党性维护毛主席的路线。

  张怀英在任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带领全县人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普及活动,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小县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命名的文化县。他领导制定并率先实行的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宣读学习这一模范事例。

  大寨曾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他担任大寨所在区、县委书记的11年间,为这一先进典型的形成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担任寿阳县委书记时,该县粮食产量两年翻番。在运城任地委书记时,他以“从未见过的高速度”首开引黄(河)惠民之举,备受一方百性赞扬。

  邓小平1975年说过:

  【“寿阳这地方我去过,和过去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二、张怀英在《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里回顾了对陈永贵个人历史的考察

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这本书是张怀英同志晚年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力作,详细叙述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和陈永贵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艰辛之路。书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撩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认识更加真实的大寨和陈永贵。

  在陈永贵个人历史中有个节点,那就是他入党时如何经过组织审查的?

  大寨的党组织到1946年才发展了3个党员,1947年前只是一个小组,合并在武家坪的支部里。到1947年后半年,全村发展到6个党员,这才单独成立支部。陈永贵提出入党要求后,贾进才和支委们经过讨论,同意发展陈永贵入党。那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只要有区委下乡干部介绍,支部会议通过即可。可是就在这时,各基层党组织接到上级通知,停止发展新党员,原来的基层组织也都停止活动,区干部都集中到地区整党。这样一来,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没有报到区委。经过将近一年的使人发怵的整党,就是前面提到的“搬石头运动”,中央发现这次运动搞得有点过火,及时采取了纠偏措施,从1948年7月开始吸收新党员。不过入党手续比过去严格了许多,必须有两人介绍,支部大会通过,报请区委审查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后才能生效。这时陈永贵又提出入党请求,大寨党支部开会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有些问题还不清楚。但是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陈永贵当伪代表全村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最后还是通过了。

  张怀英这个时期正是陈永贵所在区里的领导人。

  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刚在区委传开,区政府有一个姓张的秘书说:“陈永贵当过伪代表,1945年秋天昔阳解放时还在群众大会上挨过批斗,他怎么能入党呢?”当时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划掉就算了。可是对陈永贵,我却有点不忍心这样做,轻易断送掉他的政治生命。因为自从1946年我认识他以后,陈永贵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加上他领导“老少组”的成功,更使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可是面对这些问题又不能不认真对待。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对陈永贵的入党不能简单从事。抱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本人负责的态度,我决心把他的历史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就派区委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看看陈永贵是在什么情况下当的伪代表,在当伪代表之前、之后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陈永贵这是主动找到张怀英讲明有关情况,并且提供了一个线索,那就是抗战时期和他单线联系的“老曹”。

  陈永贵对张怀英说:

  【“我7岁时母亲被卖掉,父亲后来也被逼上吊。我逃荒流落到大寨,在村里是外乡人。42年、43年日本活埋人的时候,当伪代表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不小心,进了城就回不来了。敌人当时逼着要组织维持会,伪代表的差事有钱人当然不会干,穷哥们儿也都不愿干、不敢干。后来在财主贾太元的把持下,他们欺负我这个外乡人,三番五次逼着我当伪代表,穷人们都知道这是在捉我的大头。当时我又急又气,准备往解放区跑,或是跑到别的村定居。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叫老曹的卖布人,找到我对我说:‘他们让你干你就干。日本人需要维持会,共产党、八路军也要利用维持会。你表面上给日本人送情报,实际上给八路军办事,这不也是在抗日吗?等打走了日本人,就是咱们的天下,那时候穷人就可以翻身了。’我一听心里就亮堂了。那时我觉得老曹有来历,又不好明说,就问他到哪里去找八路军。他说:‘这好办,你跟我联系就行了。’我一听说能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就高兴。共产党不是爱穷人吗?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我就有参军的打算。所以老曹这样一说,我就满口答应了。我们规定了接头地点和时间,就分手了。这些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每次都是在接头后再确定下一次接头的地点和时间。老曹临走又嘱咐我:他们让你干,你要提出条件,汉奸来了都要好招待,吃谁的,喝谁的?你进城要给村里办事,又要给咱们了解情况,自然得交朋友。人常说‘酒肉朋友,米面夫妻’,朋友不吃不喝怎么能交上?这些开支你也要给他们讲清楚,请他们都答应了你再干。我遵照老曹的嘱咐,向贾太元提了出来,贾太元满口答应说:‘好办好办!皇军进村自然到咱家来,吃咱的,喝咱的。你进城里看着办,该送就送,该请就请,下来月底算,由全村人摊派。’就这样,我干上了伪代表,可是心上总是七上八下不踏实。我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送给老曹,也照老曹说的给鬼子送了一些情报。干了三个月,就说啥也不干了。”】

  陈永贵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张怀英问他:

  【“老曹除了让你了解情况,还给你安排过什么特殊任务没有?”】

  陈永贵想了片刻,说:

  【“我不干伪代表后,有一次,老曹让我了解一下给日本人当过伪县长,人称‘二毛先生’家的情况,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些什么人。后来我进城一打听,他是西大街人,住在城里,不过家里有些什么人,很长时间也了解不到。这一年快秋天了,我进城去办事,在一个井口上碰到过去和我一块儿扛过长工的李二福。他手提一个篮子,拿着一根杆杆坐在那里。我说:‘二福,你这几天干什么活哩?’他说正给西大街的二毛先生扛长工。我一听就说:‘那不是给日本人当过县长的二毛先生吗?’他说是。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就问他二毛先生家里种多少地,有些什么人。他说,除了老两口,就是两个女儿,没小子。我说:‘你提着篮子拿着杆杆做甚?’他说:‘二毛的大姑娘想吃酸枣,让我出来打。可这城里没几根好酸枣,只打下几个绿蛋蛋。’我说:‘这好办,大寨有好酸枣,明天我给你送点儿来。’二福说好。说着我们就相跟着进了城。二福指给我他住的地方,并说明天晌午他在家,我来的时候在门外叫他。第二天我提着一篮酸枣来到二毛家,在门外‘二福、二福’地喊了两声,出来一个40来岁的女人,问我叫二福干什么。我说明来意,这个女人很高兴,笑着说,二福还没回来,你进来吧。我一看这是个了解情况的好机会,就跟着这个女人进了院。只听这个女人喊道:‘小妮,有人给送来酸枣了,你快拿个家具倒下。’叫声没落,我就看见从西房出来了一个20来岁的姑娘,穿着旗袍,打扮得象个妖精一样,一见酸枣,连声说:‘这酸枣真好啊。’边说边抓起来就吃。当时我想,这妮子大概是怀孩子了,不然为甚这样爱吃酸枣。随后又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妮子,长得很精干,像是还在念书。她们把酸枣倒下,我提着篮子就走,边走边说,如果还要,我以后再送点儿来。那个40多岁的女人说,再要时让二福告你吧。我往回走的时候,在县城东关的街上碰见了二福。我说,我去你不在,就把酸枣送家里去了。二福又惊又喜地问我:‘你去见到什么人没有?’我说只见到三个女人,一个年龄老一点儿的,两个年龄小的。二福说,啊呀呀,这还好,我不在,你一个人进去真危险呀。我说有甚危险。他说:‘你还不知道?他的大姑娘在日本人面前很吃香,经常去报告这报告那,日本人也经常到她家。如果让日本人撞见你,起了疑心,那你还出得来吗?’我听了也有点儿后怕。后来在和老曹接头时,我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曹。老曹说:‘你说的这些很真实,很重要。’”】

  听他说完这些话,张怀英问:

  【“你跟老曹联系的情况,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陈永贵说:

  【“没人知道。老曹告我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张怀英又问:

  【“是不是有些人觉察到你跟老曹有联系?”】

  陈永贵说:

  【“有可能。自从我不干伪代表后,还和老曹经常联系,替八路军办点儿事。联系得多了,难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日本人关我,就是有人告我,说我通匪。我估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仇人想借日本人的手把我除掉,另一种就是日本人对我产生了怀疑。”】

  张怀英问:“日本人怎么关了你?关了多长时间?又为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陈永贵说:

  【“有一天,两个伪军抓住我审问大寨有哪些人通匪。我说不知道。那两个伪军照我的脸打了两巴掌,说:‘他娘的,不知道?你就是通匪的!’接着就把我抓进留置厂(即看守所),不断审问我通匪的情况。我想,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那就死吧。日本人几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没有问出一点儿情况。我当时一方面准备死,有时候也想,村里的穷哥们儿会不会想办法搭救我呢?老曹有没有办法搭救我呢?只要我什么也不说,遇到有人搭救就还有活的希望。半年多以后,有两个伪军对我说,没你的事了,回去吧。回去后我才知道,是我女人到处找人想办法,在穷哥们儿的逼迫下,贾太元才出面写保证把我保了出来。出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曹。”】

  听完陈永贵的话,张怀英说:

  【“老陈,这些情况总会搞清楚的,你放心。现在是共产党掌权,和过去不一样了,不会冤枉好人。”】

  陈永贵听了张怀英的话,很高兴,就说:

  【“张书记,不早了,我回去吧。”】

  张怀英把他送到区政府门口,说:“老陈,有什么事你还可以来找我谈。”陈永贵说好,就回去了。

  送走陈永贵后,张怀英凭着对陈永贵的了解,断定他谈的都是真的。战争年代有规定,特勤(指为我方工作的人员)一旦被捕,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为的是防止特勤叛变。虽然陈永贵和老曹是单线联系,直接的证明人难以找见,但是既然有老曹这么个人,就总可以找到旁证。

  陈永贵的谈话给组织提供了不少线索。像这样这样的老同志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昔阳县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营经常住在后龙凤垴村,县里和一区的地下工作员也常在那一带活动。那一带离大寨很近,到那里一定能找到旁证。

  于是这样就本着既不要把好苗苗关在门外,也不要让坏人混进党内的原则,到后龙凤垴村了解情况。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张怀英搞清楚了陈永贵的历史情况。

  张怀英郑重地写下这段话:

  【1948年9月的一天夜间,陈永贵第二次到区里找我。我热情地招呼陈永贵坐下,先问他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陈永贵说,大局已定,又是个大丰年。我知道陈永贵这次来还是为他的伪代表一事,没等他开口,我就主动说:

  “老陈,你的问题弄清楚了。地主富农拿你在日本人面前做顶风墙,在共产党面前做替罪羊。你不是汉奸,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算是我方的特勤。”】

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陈永贵抗战时“当伪代表是经过地下党组织同意的”

张怀英与美国友人寒春在自家院中

  李克勤(jixuie)后记: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讲,中国的确有个反汉奸的问题,但要搞清楚什么叫汉奸。

  《辞海》的解释是:

  【“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有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老话“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张怀英同志有句话这么讲的

  【陈永贵是1948年9月入的党。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吸收一个农民入党,就是想不负责任、马马虎虎也是做不到的。一些不研究党史、不注重实际的所谓学者,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就得出“吸收陈永贵入党很不慎重”的结论,这是极端荒谬的。】

  一个坏人,再怎么装,在他身边的人时间长了总会有蛛丝马迹暴露的。陈永贵入党时,基层首先通过,这很说明问题,后来张书记专门做了认真周到调查。

  以后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那时候的审核严格到什么程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打击汉奸,要稳准狠,否则就行不通,就难以道器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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