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追寻心中梦想
“打工3年换了3份工作，今后遇到好工作还想再换。 ”5月18日，怀远县打工者张雕接受记者采访时，在电话里笑称自己是“跳跳族”。
张雕今年还不到20岁，他之所以频频跳槽是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心目中的“好工作”不仅要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还要有带薪休假、8小时工作制、有发展潜力。当然，更期待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待遇。与记者通电话时，张雕和父母刚从合肥跳槽到浙江某制鞋厂。
对儿子频频更换工作，张雕的父亲张小永一度很不理解，“只要有活干、单位能按时发工资就行了，何必跳来跳去瞎折腾。 ”不过这一次，张小永和老伴选择和儿子一起跳槽。 “浙江的那家鞋厂每月工资2000多元，比合肥高不了多少，但是有1400元的保底工资，收入稳定还免费提供住房，能省下不少房租和交通费，自己烧饭吃也能省点生活费。 ”张小永估算着，到年底，一家三口扣掉花费攒下3万元钱应该不成问题。而去年，一家人打工只攒下1万多元。
张雕说，他与父母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鞋厂规定每周休息1天，生产旺季要加班，张小永夫妇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乐得多挣一些加班费;张雕却希望工作轻松一点，拥有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张小永夫妇计划干几年就回到农村老家，落叶归根;张雕则梦想在城市安家，长久生活下去，“我初中毕业就在城市打工，没种过地，也过不惯农村的生活。 ”
“想在城市扎下根来，不能只看眼前，还要考虑各方面的保障。 ”不久前，25岁的山东小伙王善武辞掉了月薪4000多元的销售经理工作，重新求职。打工9年，他从一名瓦工做起，多次更换工作，凭借勤奋和努力成为合肥朗兴升电器配件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小王说，辞职多少有点舍不得，可当上销售经理就走到顶了，往上没有发展空间，收入不稳，又没什么保障，不如趁着年轻再换份工作，多学点东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打工者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新生代打工者频频更换工作，多为争取更好的前程。 求职有了更多选择
据了解，“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已成为外出打工者的主体。他们中很多人具有一定的学历和相对较好的成长环境，与老一代打工者在就业观念、生活方式、个人发展定位上都有很大不同，对工作的期望值也大不一样。新生代打工者求职时，除了注重工资收入，同样关注用人单位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及个人发展前景等。
各地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用工短缺，为新生代打工者表达权利诉求提供了条件。根据《2011年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分析报告》，去年全省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4个行业存在用工短缺。其中，餐饮服务员以4.87万余人的用工缺口，成为年度需求缺口最大的职业。新生代农民不需要像父辈年轻时那样，迫于生计、委曲求全，他们在找工作时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跳槽，只是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
“双休日、五险一金、8小时工作制……新生代打工者的求职诉求，大部分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合肥中天恒律师事务所的刘夕礼律师分析认为，由于企业用工不规范、户籍限制等种种原因，很多新生代打工者并不能充分享受到这些权益，也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均等化的生活保障。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待遇和发展空间，在城市长期生活，他们不得不“用脚投票”，频繁跳槽。
为了留住新生代打工者，很多企业开始转变观念，主动提高了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有的企业提供打工者宿舍并安装空调、网线，配备了生活娱乐设施。越来越多的打工者获得春节红包、工龄工资、全勤奖、高温津贴等福利待遇。
但是，不停地更换工作的地点和单位，对打工者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回顾曾经的跳槽经历，宿州市打工者王军说，刚认识几个新朋友，就跳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交圈子，总感觉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担心跳槽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虽然凑齐了首付也不敢在城市买房，3岁的女儿只能寄放在老家让父母帮着带。 需求应该得到尊重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何江穗认为，新生代打工者希望能留在城市生活、追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这种需求应该得到重视与尊重。
专家表示，回应新生代打工者求职观念的新变化，根本的办法应该是体制的调整和法律的规范，比如改革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规范劳动合同、稳定劳动关系和维护打工者权益等。5月9日，铜陵市公布保障性住房分配方案，其中包括将100套保障房配租给新就业高校毕业生和打工者，保障房前5年以租为主，之后可以优先卖给承租人，销售价为市场价的80%。该市计生委副主任高鸣放表示，作为全省率先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管理制度的城市，铜陵市一直致力于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从制度上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差别待遇。目前，铜陵、池州两市已试点实行居住证制度，流动人口在就业、求医、子女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渐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如何适应打工者求职的新期待，两位新生代打工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28岁的柯昌国希望政府和企业多开展一些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增强打工者的职业能力，为他们打通“上升渠道”。小柯就职于合肥京东方半导体有限公司，走上中层管理岗位后，他明显感到知识积累不足，制作工作报表都有些吃力。今年，他有幸获得省总工会、合肥市总工会和省工商银行的资助，免费到合肥市职工大学就读计算机应用专业。他希望有更多的新生代打工者像他一样获得职业培训机会，打破职业发展“瓶颈”。
怀远县打工者赵春风和妻子在石家庄做麻辣涮生意，每月有1万多元的利润，收入是打工的2倍多。他能走上创业的道路全靠亲戚帮忙，门面是亲戚帮忙找的，进货渠道是亲戚提供的、做麻辣涮的技术也是亲戚一点点教的。 “在我身边，打工者创业主要依靠亲戚朋友帮传带，路子太窄。如果政府能在创业项目、技术和场地上提供帮扶，打工者小成本创业的路子会宽很多。 ”赵春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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