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配得上“伟人”这两个字的人，只有毛主席，而能在他身边站稳、陪他走过三十八年风雨交加路的人，更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大谈特谈毛主席与江青的结合是所谓“爱恨交加的失败选择”。看到这种论调，我只觉得荒谬。这些人，用小资产阶级去衡量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政治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与无知。
1933年的青岛，是白区斗争最残酷的岁月，叛徒出卖、特务横行。年仅十九岁的江青，由黄敬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黄敬被捕，组织联系中断，她只身奔赴上海。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她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所有的底色都是为了妇女解放，为了反抗。她当时是明星，大可以过安逸生活，可1937年抗战爆发，她提着简单的行李奔向了贫瘠、艰苦、甚至随时可能丧命的延安。
这种阶级觉悟，这种对革命中心的向往，不是现在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1938年，他们在延安结婚。那时候的她，在南泥湾参加劳动，和八位女同志挤在一个简陋的窑洞，同睡一张硬炕。她在那十年的表现，是谦虚的，是艰苦朴素的。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里写过：当毛主席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她几乎从不插话，她只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照顾着主席的身体，洗衣做饭，打扫房间。毛主席爱吃辣，她便让每一顿饭都有辣味，哪怕她自己并不适应。那种细致到“吃喝拉撒睡”的周到，是她尽到了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学生的义务。
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压境，形势千钧一发。领导同志的家属大多过了黄河，撤到了后方安全地带，唯独她留了下来。她跟着毛主席在山沟里与数倍于我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如果没有过命的革命情感，如果没有那种政治坚定性，谁能在那样的生死关头撑下来?
她对毛主席的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她从来不直呼其名，哪怕在私下里，也总是称呼“主席、主席”。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是主席的学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每年的12月26日，她比谁都开心，她会拉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一碗长寿面，发自内心地祝愿主席健康。这种情感，超越了世俗的恩爱，这是一种阶级战友之间、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高度统一。
即便是在后来身体日趋虚弱的日子里，她身边始终放着毛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床头放着那张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她会背诵主席的诗词，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她唯一的请求是给毛主席送一个花圈。
她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追随，对毛主席个人的忠诚，是经历了战争考验、政治风暴和生死诀别的。
她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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