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肆意挑衅中国，这终于引起了中国一些“专家”“学者”的愤慨，几天来，他们置“中日关系的大局”于不顾，密集扎堆地研究起如何反制日本的锦囊妙计来，其中的奇思妙想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笔者不胜惶恐地反复学习领会，顿开茅塞，其中特别是有关动用教育手段的妙计，让笔者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全身毛孔大开，瞠目结舌之余，不免心生嘀咕起来。
见诸于公开报道，中国顶级“专家”、“学者”们有关用教育反制日本的具体建议有二：
其一，发动中小学生给外国政要写信
这一建议见诸于2013年12月30《环球时报》题为《反制日本，要真正打到痛处》专家座谈综述，提出者乃军方将军级人物，非同等闲。这位专家训导说，“要发动我们的中小学生给外国政要写信表达我们的心声，在国际上写信作用非常大，民心的压力和围剿不亚于原子弹，一定要造成舆论压力”。
其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日本二战罪行的教育工程
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发表于2013年12月31日《环球时报》题为《安倍参拜，中国外交的战略机遇》的署名文章，该文作者建议，“通过在世界各地及各种国际场合开展低成本的历史教育工作，使全世界的人不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行为”，并认为，“在全球范围开展日本二战罪行教育工程具有多重战略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居然可以“使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政策失去正义性”。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重大作用啊!
上述妙计，就是中国高层智囊们针对日本挑衅为国家战略献计献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首先说明，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新的重大使命，即担负起反制日本挑衅、对日本搞“民心的压力和围剿”，使“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的政策失去正义性”等重大历史责任。这样看来，人们以前对教育的理解实在是太狭隘了，窃以为，相比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四大功能而言，这一反制日本的新任务无论如何也是同样重要的战略功能，我国的教育事业因此就有了新使命、新任务、新方向，实施起来相当不易，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非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协同创新、突出成效不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以为不能不有这样敏感，否则就是麻木不仁，就对不起顶级专家学者的训导教诲了。
其次，这代表了当代战略中国智库的智谋水平与战略勇气。等闲时节，人们往往难窥智库之堂奥，只有到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来临之际，智库的水平和勇气才得以展现，才能让我们有所感悟、有所领教。通过众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座谈，我们终于知道当代中国战略智库在有关国家战略领域的思考是多么的深入，战略手段的运用是多么的奇妙，所展现的勇气是多么的惊人，他们居然能想到把中小学生推到台前，古往今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何曾有过如此高明的谋略呢?这等绝顶高明的主意，恐怕就算是孙武子、诸葛亮，都要气的在棺材里打滚吧!
最后，这还勾起笔者一丝隐忧。假如真有日本朝中国开枪的那一天，中国能毫不犹豫地即刻还击吗?会不会哭天抹泪地到处述说哀告，会不会寻爷爷找奶奶地到处拉人调停呢?笔者以为，真的不好排除这种可能性。别看现在这些“专家”、“学者”们很有些置“中日关系大局于不顾”的气势，但他们骨子里的顾忌还是多得很，什么经济建设的大局呀，改革开放的大局呀，和谐世界的大局呀，等等。在这许许多多“大局”的制约下，中国的战争准备与战争勇气一直低得可怜，不要说与经济成就很不相称，也不要说与文明大国的名头很不相称，就算比历史上相当窝囊的民国与满清二朝，在对外捭阖的勇气上到底能高出多少，也都是未定之数。
所以，现如今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中国，如果只从“专家”、“学者”的议论情形看，看到的恐怕只有隐忧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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