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重大关头或关键之际，“精英”们往往都靠不住，这是一条很普遍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中国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当遭遇外国侵略之际，总有一些达官贵人与侵略者同流合污，他们狼狈为奸祸害中国人民，晚清时期是这样，当年的全民抗战中，其情形也大致是这样。国外现实中也有很多案例，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曾有这样的遭遇，“精英”们纷纷携款跑路。如今在伊朗充当美以内奸卧底的也大都是这类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基本的哲学逻辑告诉我们，任何现象都必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基础。对于“精英”们往往靠不住这件事，也应该跳出个体因素从复杂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
从文化视角来看，趋炎附势是“精英”们的通病，也是这类人的群体性特征。这些人本身就拥有一定的权力与社会资源，对强权有着文化上的亲近感与归属感。因此，在面对外部强权之际，即便这些强权以霸凌者、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也总能使“精英”们精神臣服，并在情感上发生皈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尤其是新贵女性纷纷外嫁，嫁给欧美男人的中国女人多如过江之鲫，却很少有中国男人能娶欧美女人为妻，二者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归属强者的心态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利益关系上看，“精英”们往往同强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关联，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人还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包括老婆子女及存款)寄托在人家那里，成为外部强权势力拿捏他们的有力杠杆与抓手。这方面的水究竟有多深，覆盖的范围究竟有多广，相关人群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迄今为止都没有确切的说法。对这样的事，始终都只闻其声、只见其影而未见其形。个人预计，这样的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的真实感受，那就是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精英”在切身利益上同美西方已经严重地拴在了一起，并且这还是他们所继续努力的方向。但必须申明的是，把资产存放在敌对国家，在战时就是资敌行径。因此一旦天下有变，未来这类事情该怎样处理，必将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从政治立场上看，“精英”们一般家国情怀都比较薄弱，他们更热衷的是当所谓的“世界公民”，往往致力于狡兔三窟，这些人既有相应的客观条件，也有强烈的主观动机。就客观条件而言，“精英”群体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体系往往同强权世界的经济体系有机结合，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有着便捷的交流与交换通道。就主观动机而言，“精英”们对强权世界的思想价值体系，总体而言有较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政治上有着知音知己一般的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大于分歧，联合大于矛盾。因此，一旦自己的国家遭遇强权世界侵略的时候，上述这类“精英”群体的抉择要么是同敌人勾结，要么就是公开倒向敌人，而敢于和勇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当然，“精英”们的上述倾向特征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起点也是草根平民，因此上述诸般倾向与特征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东西。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化，契合矛盾对立双方向着相反方向转化的基本原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原本属于草根平民阶层的人，一旦上升为统治阶层成为新的“精英”，其政治立场与行为取向往往就要发生转折性的巨变，在此之后，这些人所关注的主要是保住既得利益，为此内部走向山头化、宗派化，互相之间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进而失去牺牲奋斗的勇气和意志，难以避免地沦为进一步深入革命的对象。
说到这里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拷问：那就是当代中国的“精英”们还靠得住吗?
我们当然不相信未来中国还有遭遇侵略者打进中国的那一天。但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美日联军再次占领中国东北，东北人民再次奋起抵抗，成立新抗联。那么新抗联之中会有多少曾经煊赫一时的“精英”呢?支持新抗联的又有多少这类人呢?
中国不可能再有侵略者打进来那一天，但完全可能遭遇空前的惊涛骇浪，这也是重大关头或关键时刻，当此之际，恐怕那些“精英”照样还是靠不住，他们既没有相应的勇气与意志去拼死战斗，也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养尊处优的这类人从来都惯于“耗子扛枪——窝里横”，届时真正所要依靠的力量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老百姓。只有人民大众才能靠得住，才是真正力量之所在，任何战略逻辑都必须立足于此，任何时候都要依靠人民大众，只有把人民大众充分地动员起来，国家与民族才能焕发出无尽的力量，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现如今全球范围的多场局部战争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所以洞悉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毛主席曾努力寻求其破解之道，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注重从基层提拔工农干部，用他们来做必要的替代与对冲。
这样讲当然要得罪很多人，但肉食者鄙，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这样的真知灼见，现如今对此应该更加丰富完善才行。正所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善于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才能趋利避害、化险为夷，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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