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逆流而上、沉渣泛起，而且伴随着各种不当的言论和行动，诸如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祈祷和平，不再言战。这些荒谬的举动，一直招来中国和韩国等二战受害国家的强烈反对。
日本的这些荒谬言行，其所谓的法理基础和历史论证源头，是由东京审判时出身于印度首陀罗家庭的帕尔法官写下的—宣告日本全体甲级战犯无罪的意见书。该意见书经过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断虚构、欺骗和重复，成了日本对东京审判翻案的依靠。
如果我们要想对日本右翼势力釜底抽薪，必须戳破帕尔神话的虚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里成章这本《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可谓是一件有力武器。
通过扎实的访谈和档案的查访，中里成章详细地论述了帕尔神话是如何被伪造出来的，并提出要超越帕尔神话。
我们的敌人：帕尔
由于帕尔的无罪意见书，日本右翼势力把帕尔的雕像请进了靖国神社，并称之为“世纪伟人”。帕尔的行为何以对中国充满敌意?这需要从帕尔的政治倾向谈起。
本来帕尔的出身背景是孟加拉的首陀罗种姓，算不上极其低等的贱民。虽然其家庭经历了曾祖母年轻守寡和父亲年轻出走，但是经过努力还是能够跻身孟加拉的“乡绅”阶层的。
如同“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那样励志，小帕尔经过努力在加尔各答管区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一步步积累经验走上了法律精英之路。
帕尔先后做过律师、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代理法官和加尔各答大学副校长。其间，和帕尔同一种姓的监狱职员迪诺庞德，家有幼女8岁。由于迪诺庞德看中了帕尔便打算把自己8岁的女儿嫁给帕尔，只是由于迪诺庞德工作调动，才没有成功。不过，随后帕尔就与加尔各答一名检察官11岁的女儿结婚了，先后生育了14个孩子。
从帕尔的出身和从业的经历来看，很难想象帕尔会对中国充满敌意。因为中国和印度同时属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帕尔应该像甘地和泰戈尔那样对中国充满同情和友好。
或许问题出在帕尔受的教育上—殖民主义的精英教育。他希望有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印度，而且希望诉诸对抗来谋求印度的独立，这是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同的路线。
此时，日本的崛起反而成了帕尔对抗西方、谋求印度独立的希望。在中国兴起的共产主义，在帕尔看来是一场灾难，由此帕尔对中国的看法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鲜明地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在帕尔参加东京审判的反对意见书中表露无遗，尽管其中掺杂着矛盾的逻辑。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敌对者，他只有立场，而没有充分合乎理性的逻辑。
乌龙的任命与混乱的逻辑
从历史档案来看，帕尔被任命为东京审判的法官之前，根本就没做过正式法官，帕尔被任命为东京审判的法官本身也是一个乌龙事件。
二战后，盟国要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本来设想的是9名法官，没有印度法官，但是由于英国从中作梗，非要加上印度法官，最后美国连带提议增加了菲律宾的法官，达到11名法官，方才开庭。
由于事出仓促，负责印度法官遴选的印度政府军事部很难选出合格的法官，最后同时向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四地的高等法院发函，说是为期半年，只要答应去东京的法官即可任命。帕尔提前一天回电同意任命，军事部马上同意了。
不过，在已有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帕尔这个法官本来就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过是在法官临时缺员期间，被任命为代理法官的。不能认为帕尔是退休法官。他是律师，是为临时补缺获得代理任命。他从未被认为是该法院的正式法官”。面对这一质疑，军事部迅速进行了道歉，但是把帕尔冒充法官一事给掩盖了。
如果历史能够按照人们预设的方向发展，我们就可以说这次法官遴选，是英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以至于帕尔法官出丑的表现，再次迎合了英国平衡和挑拨的外交策略。
帕尔到任后，印度的发展局势更加明朗地朝着印巴分治方向走。由于帕尔反对分治，这个冒牌的法官便想着尽快结束审判，并屡次缺席审判109次。在尼赫鲁的劝告下，虽然帕尔返回东京继续参加审判，但是帕尔对英国印巴分治的策略耿耿于怀。
但是，他把对英国的怒火，一并发泄到中国人头上了。他认为，这次东京审判是不正义的，不过是强盗对强盗的审判。最后，帕尔把自己的意见形成一篇长文寄给印度政府和投给哈佛的法学杂志。很显然，这种没有理性的逻辑混乱的意见书是通过不了的。哈佛的法学杂志直接拒稿，印度政府则备忘说明，帕尔与印度政府无关，是英国任命的。
历史不能选择性遗忘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不是日本右翼势力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找出帕尔的法律意见书，并且以此为基础来论证日本无罪，而是奇怪一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对帕尔感到强烈愤怒，甚至不知其为何人。
我们骄傲地记住了梅汝璈这名在东京审判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法官，但是我们更应该去研究和批判那些提出日本战犯无罪的小丑法官们的言行，例如帕尔。因为日本右翼势力所力图淡忘的就是梅汝璈法官这些人，而一再通过谎言和欺骗虚构出来的正是帕尔法官这些人。
在我们深刻认识到帕尔神话背后的虚伪与险恶后，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看帕尔在东京审判后的履历，会对当时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官僚的行为感到耻辱：1952年，在是否接受帕尔作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的时候，中国委员称帕尔虽然不是国际法专业教授，也没有外交方面的资历，但是愿意支持。结果帕尔如愿以偿。
历史是不可以选择，更不允许选择性记忆。如今对于我们的敌人帕尔，必须拆穿他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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