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政策"潜流" : 暗中加紧战略抗衡布局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奉行“新现实主义”政治路线的安倍政权，在观念性问题上灵活善变，重心则是为谋求日本的战略实际利益
以日本政权交替为契机，中日之间持续已久的“政冷”僵局得以改观。但有迹象显示，安倍政权在缓和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进行中日战略抗衡的布局。安倍政权的这种两面手法，根源就在于右派保守的“战略派”一族的政治属性。
具体言之，安倍政权具有“战略派”政治属性，奉行“新现实主义”政治路线，它在观念性问题上灵活善变，重心则是为谋求日本的战略实际利益。其结果，不但对日本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日本调整对华关系背后
安倍上台后，在亚洲外交上改变了前任小泉的做法，回避在“中韩占有道义制高点”的历史问题上的较量，并以“内外兼顾的两手”，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阁僚在秋季例行大祭上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甚至答应与中国“共同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上任之初就将首访定为中国，显示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更让人感到中日关系从此要“雨过天晴”。
安倍接过首相权杖，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活血化瘀”的恢复阶段。
然而，在调整与中国关系背后，日本却在东海、台湾、安全等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动向。长期以来，日本的社会转型是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的，但日本中央省厅减员压缩的趋势中却有三个“例外”。
一是外务省不断扩编，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情报部门和对华外交的海洋交涉方面，接连增设机构和人员。二是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改变过去在制定政令、编制预算等方面受制于内阁官房的局面，使得首相在直接指挥武装力量上更加灵活，自卫队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三是在内阁迅速建立起由首相挂帅的“海洋战略委员会”，为争夺“蓝色领土”组建统括各个部门的统一政策研究机构，以制定更为有效的方针和对策。
外务省“由小变大”，防卫管理系统建制上的“由低到高”，海洋战略综合研究机构的“从无到有”，都昭示着一个值得警惕的事实：安倍上台或是靖国神社问题的缓解，并不表明中日政治关系总体上发生本质转变。
中日关系进入安倍时代后，历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两国在国际格局中利益一致的方面会得到适当重视，甚至在双边领域的合作也会因推动“东海共同开发”而有所进展。但历史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也不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全部，两国在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问题以及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关系，并未因此有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的实质，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恰恰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新现实主义”的传承
安倍出身右翼政治世家，属于右派保守政治派系中的“战略派”一族。按照安倍内阁成员关于其政治属性的自我界定，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大抵属于一种“新现实主义”，而安倍本人则可算是“新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早在安倍上台前，他的心腹之一山本一太就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对作为“新现实主义者”代表的安倍与“战略派”的关系做过一段解说：“对于决心推进‘战略外交’的‘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必须拥有以下五个特征：l、能够进行立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战略思考；2、理解‘对话与压力’的真正含义；3、不为外交官僚制造的世界观与国家观所局限；4、能在来自多渠道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政策判断；5、强调民主主义价值观。”
山本一太说，“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政治家大量存在于朝野党派之中。自民党方面当然是以安倍晋三官房长官为代表。其他成员都以‘战略派’自诩。”
可见，“新现实主义者”与公众熟知的“战略派成员”正如一个铜板的两面，不仅有一身二任的实际例证，在更多场合原本就是同一的政治人物，而安倍本人正是日本新一代“战略派”人物的代表。
在“战略派”政治家眼中，要谋利益、谋长远，道德并不是一个必须计算在内的考量。于是，凡属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皆不如实际利益来得重要。同样，日本的强硬“战略派”政治集团所一贯追求的正是建立强大的日本国家，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环境来调节和变动的。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安倍政权改变日本政治生态
安倍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个转变。
一是“1955年体制”余波的彻底消亡。
“1955年体制”作为日本政坛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主的两极对立结构模式，曾在冷战时期延续了38年之久。尽管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这个体制就已宣告结束，但整个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的转换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过去十余年中，旧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改革旗号下新型政治结构鼓吹者之间的较量一直存在，致使日本政局一度动荡不定，而作为“旧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治代表人物”，小泉显得十分另类和怪异。实际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线，都不过是日本通往新世纪大国道路中的过渡，当权力真正转移到战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也就彻底消除了“1955年体制”的政治余波。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安倍面临2007年春季地方选举和夏季参议院选举的压力，但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稳定政权。
二是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
“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决策过程由官僚主导，作为代议政治结构中枢的各级议会中的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高度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即所谓“政高党低”。1993年以后的日本政治改革不断扭转着这种局面，朝着“党高政低”的方向变化。小泉执政时期更是努力扩大首相权限，力图形成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放射型权力金字塔。安倍从小泉手中接过政治接力棒后，进一步强化了首相权力，不仅在任命阁僚上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仿效美国成立了直接对首相负责的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破例设置五名首相辅佐官担负专门领域的责任，从而彻底告别了“官僚主导政治”，使政治权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最终将是日本和平宪法的终结，以及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全面调整。安倍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公开表示，他将在6年内推动通过新宪法。
三是政治意义上的“战后时代”结束。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把历史的一页尽快翻过去。从那时起，“告别战后”就成了日本历代首相的政治梦想，但日本却始终背负着发动侵略战争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总是想用歪曲历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但歪曲的结果是重新刺激和激活了历史，历史的一页非但没有翻过去，反而遗留到今天。
安倍及其主要智囊冈崎久彦(战后日本战略研究的鼻祖之一，曾给靖国神社施加压力修改游就馆的说明词)意识到这样的局面对日本不利，随即变换了策略，在2006年10月9日中日联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同意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安倍在2007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致词也强调，日本和中国正在信任的基础上迈向战略关系，并承诺修补日中两国的紧张关系。
影响对华政策的内因
安倍改善与中、韩政治关系的做法符合日本社会主流，尤其是日本经济界的要求，同时也比小泉时期更符合美国近期对日本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作用的要求。然而，目前日本政界也出现了对安倍做法的“反弹”，右翼势力对安倍的“软弱”感到失望，认为他自我否定、让步太多，进而把支持的目光转向麻生太郎。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安倍在对华关系和历史问题上已经迈步，既然他已表示“深刻反省历史”，同意为“克服政治障碍”而努力，如果今后重走参拜老路，就会因自食其言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面临一种“多重背叛”的不利境地，党内党外都不好交代。
但需注意的是，安倍今后很可能会借他人之口来表达他的本意。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安倍本人向中方反复表示“日本会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当麻生太郎、中川昭一等人大放厥词说“可以考虑制造核武器”时，却以“言论自由”和“非政府成员”等借口搪塞。
目前，中日双方正在掀起文化交流新热潮。中日也已就共同研究历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靖国神社问题暂时得以缓解。这是中日关系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要正视安倍自有他的局限性和强硬的一面，安倍的表态并不等同于历史问题的了结，更非对历史问题的最终交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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