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魅力长存的传奇战士

切·格瓦拉：魅力长存的传奇战士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古巴打游击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离开古巴进入他国丛林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到另一个国度用以往的战争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势在必然。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游击中心”理论随着他的牺牲而终结，忘我的人格魅力却长存人间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牺牲虽然悲壮，却说明了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刽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

1960年毛泽东接见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古巴打游击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离开古巴进入他国丛林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到另一个国度用以往的战争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势在必然。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游击中心”理论随着他的牺牲而终结，忘我的人格魅力却长存人间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牺牲虽然悲壮，却说明了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刽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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