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切·格瓦拉与游击时代

切·格瓦拉与游击时代

张承志

在这张照片被拍下的瞬间，他的手还没有被砍下

　　不仅是看到它时，我只要想到它，就抑制不了难过的冲动。
　　一瞥之间，那张照片就镂刻在我的心里。甚至我不敢放纵意识，让那一瞥聚焦，让藏在肺腑深奥的哀伤，清晰地浮现，慢慢地凸起。
　　我说的是切·格瓦拉殉难时的那一帧照片。游击队员被卑鄙地枪杀了，从美国赶来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风尘仆仆，监督验尸。当他们围住遗体打算砍下他的手之前，快门一响，抓住了贼的手，捕捉了犯罪的瞬间。
　　凝视着它，心里浮起的滋味，与肌肤触碰抚弄着亲人的遗体，并把它埋入坟墓的感觉，有一种逼真的类似。
　　亲人的死尸——它隐喻的，是一种残酷的亲近。人一生只会有短暂的几次或一次，能够接触和感受它。那种体验无可言说。人虽悲恸欲绝，却不忍撒手，那是血肉撕离，是名副其实的死别……
　　不，还必须是一具俊美的人的遗体，逝者生前常被人羡叹其美。面对切·格瓦拉的遗容，我心里这种意识非常强烈。他牺牲了，但依然是场地的主角。他的大眼睛似开似阖，半张的口，像是要向世界说些什么。他安详而英俊，丝毫不差地活似另一个耶稣。我相信，不管从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在人们的目光背后，都掠过了这样的念头。
　　后来到了古巴，在圣克拉拉，我瞻仰了那座著名的纪念碑。在炎热的加勒比的山峦丛林之间，一个头戴贝雷帽的游击战士，虎背熊腰，提着枪走着，眼睛眺望着大地。
　　当天道巡回，使一群侏儒终于攫住了世界的缰绳；当它们拼命扩大战果强化治安，把自私的规矩变成千年的秩序——古典的时代就结束了。
　　包括冷兵器对决的古代战争，包括造反有理的革命诉说，当一切都被禁止，当一切都不可能，当一切常识都被媒体歪曲并百倍扩大指鹿为马的时候，古典的一切，确实已一去不返。
　　于是，切·格瓦拉的含义就显现了。
　　因为一切人类表达正常的抵抗、异议、个性的手段，只剩下“游击”——这惟一的形式。
　　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从未有过使资本与压榨的一方喜出望外、使统治者与侏儒们欢奔不已的时刻。无奈人的尊严，还有人的美感，不能听从投降的劝诱。所以，一切的说理和一切的自卫，边缘的异端，绝路的暴力，言论的底线，天性的迸发——都一个个各自为战，活脱像一些游击队员。他们被生命所鼓动，不愿做顺奴，摸索着，转战在艺术或文学的丛林，打出含义丰富的子弹。

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

　　我想，无论是送走了他的古巴人，无论是追随了他的游击队，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游击队隐喻的理论，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游击队一直在向世界启示说：学会转战异乡，放手声东击西，在如此一场漫长的价值战争中，不拘用笔用枪。
　　也许在未来，那时也许会出现的总结家，会惊异于这么一个游击时代。它是那么深潜不露而又真实存在。它突入了前辈们没有涉足的领域。它的战略，它的技巧，它的尊严，它的美感。
　　若是没有它——未来在发掘考古的时候，当挖掉了厚厚的侏儒地层，那时的人们会朝着深深的下面喊：喂！吹牛皮的你们！究竟留下了什么？
　　广场一片寂静。
　　在明晃晃的、加勒比海的毒日头爆晒下，切·格瓦拉独自提着枪，仃立在无休无止的骄阳灼烤之中。
　　在圣克拉拉，古巴人用贝壳、水泥和石头合筑，建起了这座纪念碑和广场。我对这座塑像特别喜欢，但我没获得一张与他的理想合影。爱照相的人知道，人很难在一座高塔下拍好一张纪念照，因为建筑太高了。与切的塑像合影也是这样，无论仰着趴着，很难把自己和高高的他摄入一个画面。
　　雕像下面是他的纪念馆。
　　参观的人不多，大家慢慢踱着步。多是欧洲游客，他们若有所思，缓步走过每一件展品。
　　逐一浏览着文物，我想，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里，大家都享受着一种遐思。可能都联想到了自己。人们都散漫地听由心绪，幻想自己飞向天空，追逐着风，仿佛自己进入了游击队的营地。
　　走到一面紧闭的门前。
　　似乎有些突兀，就在这扇门后的房间里，人们都知道——存放着那双被美国特务和军政府砍下的手。
　　我的眼睛牢牢地盯住那张照片。在这张照片被拍下的瞬间，他的手还没有被砍下。耶稣已经死了，睁大的眼睛茫然望着空中。
　　那双游击队员的手，被追回后辗转送到了这个纪念馆。
　　没有人要求进去看。
　　隔着门，切·格瓦拉的手，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悲哀的空气，如凝固的旋律。人们都默默站着，无言地向烈士致哀。
　　我们环顾左右，想了一下，互相示意。然后，在四周惊奇的目光中，我们摊开两掌，用穆斯林的礼仪，做了更坚决的表达。

　　作于2009年2月11日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