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一场掠夺
苏联的瓦解断绝了俄罗斯的民主之路
（译自《卫报》2006年12月13日，作者斯蒂芬•科恩）
15年前，在明斯克近郊别洛韦日森林一处隐秘的小猎屋里，发生了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深远的事件。1991年12月8日，以俄罗斯的鲍里斯•叶利钦，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之三的政府首脑在此会面并签署文件，终结了这个延续74年的国家。
大多数西方论者将苏联的解体看作是俄罗斯历史及世界历史无可争议的积极转折点。随着美国扬扬自得地在自己的叙事体系中将此认定为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曾经的希望——1985年－1991年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苏联民主与市场改革成功的希望，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历史现在被称为“一个严酷无情的警察国家——俄罗斯的70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大体一致，大都转回到他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就持有的断见，即苏联体系一直都是无法改革、注定消亡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苏联历史还存在“未走的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观点，则被斥为无凭无据、甚至动机不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狂想”——尽管它非常成功地打破了共产党的专政体系，苏联的死亡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
继而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诸多的人类悲剧，尽管如此，大多数专家已不再考虑，改革苏联是否是俄罗斯在后共产时代最好的希望。主流论者也未考虑其继续存在是否将对世界有利。相反，他们认为苏联的一切都应舍弃，“将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整个体系连根拔除”。毫不奇怪，这些看法现在已经是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界、媒体界和学术界唯一政治上正确的看法。
与此相反，民意调查经常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终结感到遗憾，这不是因为他们怀念“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安全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同在西方近乎绝对一致的观点，即因为存在固有的致命缺陷，苏联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们以充足的理由相信，三个“主观”因素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方式；权力斗争，叶利钦推翻苏联政权是为了摆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三就是苏联的官僚精英、特权阶层，他们损公肥私，在1991年时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庞大的国有财富“私有化”，而不是保护国有资产。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将1991年12月的事件视为一起“悲剧”，其中甚至包括被囚禁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而且，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认为，有些实质性的东西被遗忘了——以较为渐进、互动和较少痛苦的方式实现俄罗斯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减少损失、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像1991年之后实际上采取的做法。
叶利钦的支持者在后苏联时代经常宣扬的一个谎言是，苏联的解体是“和平的”。实际上，中亚和外高加索爆发了种族内战，数十万人死亡，更多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很难想象有比这更极端的政治行为了，终结一个有2.86亿人口、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尽管它已经重病呻吟。但叶利钦这么做了，甚至连他的同情者都认为，他的做法“既不合法也不民主”。
叶利钦的统治集团以缺乏合法性与公众支持的方式终结了苏联——苏联解体前9个月的一项全民公决表明，76％的人投票维持苏联，之后他们很快就开始害怕真正的民主。而且叶利钦也确实很快以武力解散了俄罗斯议会。
别洛韦日的经济意义同样是灾难性的。未经任何准备过程便分裂了苏联，让一个高度融合的经济体四分五裂，这成为前苏联地区生产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近乎一半。这又转而带来了严重的贫困、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疾病，用莫斯科一位可敬的经济学家的话说，这些仍是今天俄罗斯生活的“主要事实”。
而且正如叶利钦的一位旧支持者后来写道的，“1991年之后俄罗斯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瓜分前苏联的资产。”苏联的精英阶层完全不顾程序公正和社会舆论，攫取了大笔的国家财富。为了自肥，他们希望能不通过法律，从上到下分配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他们首先通过“特权阶层的自发私有化”达到这一目标，在1991年后就是依靠叶利钦从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命令。
新的资产持有者害怕失去这些来源不明的财产，或者害怕为此丢命，因此和叶利钦一道坚决限制和破坏戈尔巴乔夫开启的议会选举民主。为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这最多称为“可控的”民主。然后就在1999年，当叶利钦变得虚弱时，他们选择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位来自安全部门的强人。因为不确定能够将这些巨额财产保留多久，他们更喜欢挥霍资产，而不是对其投资。结果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国民经济的投资额下降了80％，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的降低。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恢复国家控制的努力取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就毫不奇怪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如此多的西方论者把苏联的解体赞扬为民主的“突破”？他们的反应主要是基于反共的意识形态和一厢情愿的谎言。
叶利钦终结苏联之举得到了特权精英阶层的支持——如叶利钦的首席部长所说，他们“就像野兽搜寻猎物一样追踪财产的气味”，支持他的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中自称为支持民主的一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社会这两股势力曾相互为敌，但在1991年开始合谋，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激进的市场化理念似乎证明了特权阶层进行私有化的合理性。
但在支持叶利钦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既不是这两股碰巧走到一起的势力，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派。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就坚称应当由一个“铁拳”的政权，以“非民主方式”将自由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私有化强加于俄罗斯社会。和贪财的精英一样，他们将俄罗斯新选举出来的立法机构视作障碍。他们崇拜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谈到叶利钦时他们喊道，“让他成为一位独裁者吧！”毫不奇怪，当叶利钦在1993年出动坦克摧毁俄罗斯的民选议会时，他们与美国政府及美国主流媒体一道欢呼。
在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依然存在，而导致苏联解体的任何因素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尽管其中有对民主和市场的渴望，也有对权力的觊觎、政变、精英阶层的贪婪、极端的思想和民众中广泛感受到的取之不义和遭到背叛的感觉。到底是哪方面占了上风，这本应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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