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粮食

疯狂的粮食

 管清友

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次级债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接踵而至，而其中最要紧的恐怕就是粮食危机了。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一直处于强势上升态势。世界银行4月9日发布的《上涨的食品价格：政策选择与世界银行的反应》显示，2008年2月前的36个月，全球小麦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81%，全球粮价总体上涨了8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之危机，亦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之恶果。

从供给方面来看，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主产区气候异常、病虫害增多，粮食种植减产；其次，耕地空置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如2007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农民空置耕地以保持地力，空置耕地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3680万英亩，占美国耕地的8％。再次，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口粮食代替了粮食库存，世界各国粮食库存减少。2008年2月，美国小卖库存创下了60年以来的新低。

从需求方面来看，首先，全球人口的增长必然增加粮食需求，但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国际原油价格高涨的阴影下，2006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急剧增加，粮食被用于食物以外的领域，如制造生物燃料。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惠及国民，中产阶级人口增长迅速。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这一群体对粮食消费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各国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来看，首先，美元持续走软加剧了粮食价格上涨。美联储应对次级债危机的货币政策客观上吹大了金融市场的泡沫，粮食产品成为投资者规避通涨风险的首选。其次，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资产投资和投机对食品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食品投资被“挤出”势必影响到供给水平。再次，一些经济体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导致货币发行数量膨胀，信贷和投资规模猛增，耕地大规模改作城市用地，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粮食危机是全球通涨下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的结果之一。

粮食危机表现为三大形式：第一，粮食价格高涨严重超过了国民购买力，造成粮荒甚至社会动乱；第二，粮食供应短缺甚至中断，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第三，一些粮食进口国可能因为高粮价出现国际收支恶化，进而酿成债务危机和局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目前，国际市场已经出现了粮食危机的迹象。2008年3月26日，柬埔寨首相洪森首先公布了大米出口大户的大米出口禁令；3月27日，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泰国的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每吨760美元，创20多年来新高；4月17日，泰国大米更上涨至1000美元/吨的天价；3月28日，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宣布将今年的大米出口量减少四分之一。4月3日至4日，海地的莱凯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造成5人死亡和20多人受伤。4月6日，埃及民众也因面包等食品涨价进行了抗议，造成了7人死亡和50多人受伤。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等地也发生了因粮价高涨而引发的抗议活动。粮价暴涨引发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正在成为现实。

尽管我们可以罗列出诸多影响粮食价格走势的因素，但粮食危机的酿成绝非粮食价格上涨那么简单。通过观察主要粮食产品价格上涨的时间周期我们可以发现，粮食价格的加速上涨始于2006年下半年，2007年以来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涨幅都在100％以上。粮价上涨可谓天时（气候异常）、地利（耕地减少）、人和（生活方式改变需求）。供求因素的变化加上美元贬值之火，“成就”了今日粮食危机之局面。而主要经济体为应对次级债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则起到了火上浇油之功效。粮食危机的爆发让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的重大事件。一旦发生，即有重大影响）再次成为现实。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世界的和谐与稳定。从本质上说，粮食危机的爆发乃是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由于全球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资源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之一。全球通货膨胀引发了新一轮资源和财富的重新流动和分配，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的“剪羊毛”效应再次显现。

由于各国对粮食价格上涨的承受力和脆弱性各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继续成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津巴布韦、厄立特里亚、海地、塔吉克斯坦、缅甸、尼日尔、塞内加尔等国家已经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中国：应对粮食危机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粮食价格上涨首先是一个货币现象，粮食危机肇始于不恰当的货币政策。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指责某些大国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我们却很难扭转这一趋势。中国应对粮食危机恐怕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打破农资价格的上涨引发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引发通涨的恶性循环首先要控制货币发行。但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甚至部分“剥夺”了中国的货币发行主权。从长远看，这一制度（抑或是潜规则）必须改变。从短期看，必须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对中国而言，通货膨胀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贻害无穷，我们不能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今年以来，中央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增加支农投入等措施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业投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只有农民真正从种粮中得到实惠，粮食生产才能保持稳定。但目前粮食流通体制不畅的弊端严重制约了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大一统的粮食流通体制实际上并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国际粮价暴涨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了“谷贱伤农”的怪现象，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检讨我们的粮食流通和管理体制。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所在。

只有允许粮食价格的适度上涨才能抑制粮食价格的暴涨。过度的价格管制不但伤害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会导致粮食走私盛行。4月份以来，国际市场上每斤大米零售价格要达到7元左右，而国内市场大米价格一般稳定在1.5元/斤左右，价差达到四倍。不解决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差距的问题，就不能保证国内粮食生产的稳定，也就无法应对粮食危机。

应对这场危机，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尽管世界性粮食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应对粮食危机也将成为国内粮食管理和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契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正是在不断应对危机的过程当中成熟和成长起来的。危机是挑战，但也是我们不断进步的阶梯和推进改革的契机。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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