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对房利美与房地美说“不”

这次援助的辩护者认为，这些机构过于庞大，不容垮掉。如果是这样，政府以前就有责任监管它们，那样的话，它们就不会破产。在没有足够消防设施的情况下，没有哪家保险公司会承保火灾险；也没有保险商会依赖“自我监管”。然而，我们对金融体系却这样做了。

即使这些机构庞大得不能破产，它们也不至于大到无法重组。实际上，美国政府的确正在提议一种金融重组，但它并不符合此类公共资助体系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它应该完全透明：纳税人需要了解他们承担的风险，以及被援助的股东和债权人拿到了多少钱。

其次，它应该具有完全问责性。管理层、股东或是债权人，所有应该对过失承担责任的人都应该承担后果。当股东受到保护时，纳税人不应被要求再多掏一分钱。

最后，纳税人应该为他们面临的风险得到补偿。风险越大，补偿应该越多。

对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援助违反了所有这些原则。股东们带走了超过10亿美元，而纳税人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规模。很明显，纳税人没有从所有这些风险承担中获得一毛钱。摩根大通(JPMorgan)拿着美联储(Fed)担保的贷款收购了贝尔斯登，而这其中几乎无疑隐藏了价值巨额的利率和信贷期权。当时设计一种重组并不难，这种重组能更加透明、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并为他们的风险承担提供一些补偿。

然而，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拟议援助计划相比，贝尔斯登援助方案看起来可算是一个优秀治理的典范。房利美和房地美援助计划为其它国家树立了一座反面榜样。曾监管失败、接着又热情高涨地进行贝尔斯登援助的同一个政府，现在又要求美国民众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他们宣称：“相信我们。”是的，我们能够相信政府——会给纳税人带来另一个不公正待遇。

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核心下手，而这个核心就是一个事实：相当多的美国人贷款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保留其房屋，方法包括将房屋抵押贷款扣除额转变成可兑现的税收抵免，以及设立针对一个房屋所有者的《破产保护法》，重组人们的债务。这将使资本市场变得清晰——降低了有关房利美和房地美资产负债表亏空规模的不确定性。

政府应当设定援助规模的上限，同时需要明确，虽然它不允许房利美与房地美破产，但也不会扩大援助规模。这可能需要严厉的重组。应该对“信用额度”收费（任何私人公司都这样做），而且，基于风险水平，这笔费用应该高于正常利率。

私人部门知道该如何保护其利益，政府不应该落于人后。只要信用额度有所扩大，就不应向股东支付任何红利。为了确保政府不是单纯地为那些没有进行尽职调查的债权人提供援助，至少需要预留出部分（譬如25%）即将到期且不再续借的票据、贷款或债券，放入一个托管账户(escrow account)，只有在确定纳税人没有风险后，才可以支付偿还。所有的政府贷款都应该是累计优先债务：在其他债权人获得任何收益前，纳税人优先得到报酬。为了阻止道德风险，其利率应当是惩罚性的，而且随着借债数额的上升而提高，以体现风险的上升。最后，政府需要同时兼顾上行趋势的潜能和下行趋势的风险：例如，可以持有股份（日后可能会被出售）或者权证——就象在援助克莱斯勒(Chrysler)时采用的。

我们不应该担心股东会损失他们的投资。早些年，他们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批准的管理薪酬就是为了鼓励过度的风险承担。他们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我们同样也不应该担心债权人损失。他们监督的不力助长了房屋泡沫，而我们所有人都正在付出代价。我们应当担心房地产市场是否具有流动性，以便那些希望购房的人能够得到贷款。这份建议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

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机构已经享用了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政府现在正要求纳税人来负担一部分费用。我们应该干脆地说“不”。

作者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他与琳达•比尔米斯(Linda Bilmes)合著了《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冲突的真实成本》(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