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预先公布的会谈内容也印证了此点。无论是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台湾问题、宗教自由话题，都并非是需要由两国最高领导人出面商谈的问题。在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情况下所举行的胡布峰会，其意义主要是向世人宣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两国虽然摩擦不断，但仍然保有可进行“最高层友好会晤”的良好关系。
另一有趣现象是：近年来中美领导人会晤之频繁，超过了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如英法等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比之美英、美法关系更亲密、更重要，而是说明中美关系相对脆弱、不稳定，因此更需要“最高层会晤”这种形式加以维护。
脆弱且加以维护，这说明中美双方都需要维系这种基础不甚稳定的互动关系。但是，双方对此需要的程度并不一样。在美国一强独大、单极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对这种关系的需要远大于美国，因此美国有条件迫使中国为此付出代价。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在双方公布的议题中，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等，都代表了美方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中方利益要求的题目只有一个，即数十年始终如一的台湾问题。
双方关系的不对称由此显而易见，这是力量不对称的必然结果。对美国来说，中国只是一个在现阶段合作利大于弊、可以减少其国际事务操作成本的对象；对中国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可等同于外部环境，良好的中美关系即意味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维系相对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现阶段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之一。
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源于长期而言的中美战略利益冲突。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中国必然会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构成挑战，并与美国在实际利益层面发生难以调和的冲撞。因此美方视具有蓬勃发展势头的中国为“最大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潜在的竞争威胁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源头。但是，“中国威胁”并非现实，而只是远景，只是未来多种可能性之一。就现实而言，中国迄今远未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由此及彼的路还很长；迄今为止中美虽然摩擦不断，但并未超出正常经贸纠纷与价值冲突的范畴，矛盾尚非不可调和。就未来而言，虽然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不错，但隐患也不少，中国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走不到足以近距离挑战美国的位置；更何况，作为世界霸主，美国的“潜在对手”并非独中国一家，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都是美国有理由保持充分警惕的对象。
正是因为认清了此一形势，美国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才作出较大调整，由原来的以“遏制”为主渐变为“遏制”与“接触”并重，口头上将中国定位为“关系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美方的这一表述不但在其国内获得广泛认同，现实主义外交在美国重新占据主流，而且在中国政、学两界也得到热烈应和。中国的对外形象由“和平崛起”调整为“和平发展”，逐渐淡化“多极世界”的提法，这既是中方为争取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是对美方政策调整的积极回应——“多极格局”固然符合中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但它不是可以靠口头争取的，它需要以实力作为支撑；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推动多极化的最佳方式是“只做不说”。
面对未来可能成为挑战对手、现在合作利大于弊的中国，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方略可一言以蔽之：“在保持基本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尽可能阻滞中国的发展”。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对美方略即其外交指针也可概括为：“尽可能以最小代价，维持与美国的基本合作关系”。
在强弱不对称的格局下，中国必然要为中美关系付出更多。既满足对方，又坚守自我，争取以最小代价实现基本目标，这需要中国的外交家都成为内家拳的高手：身段柔软，步法灵活，但是出拳准确，力量集中。中国可恃之与美国相交换的筹码是：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与维护者，美国的战略利益遍布全球，而中国的利益只在周边；中国可以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利益的支持，换取美国对中国关键利益的认可。从此次胡锦涛访美的议程安排看，双方所作的，正是这种交易。
国际政治是利益竞争与交换的领域，政治家肩负着全民利益，情绪冲动无济于事。预计胡锦涛将在此次访问中展现更柔软的身段，施展更灵活的舞步，向美国人传递更清晰的信息：中国无力、也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愿意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充当美国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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