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归来
洵
〔洵（Tuan）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曾经住在法国，而自1990年起即经常地回越南。让．米彻尔．克礼文访问他，谈到他最近所见的情况。〕
你在越南三个省旅游，你注意到同你从前的见闻有许多重大变化吗？
1997至98年之间，越南成为一个消费的社会。当时，有条件的青年首要的是到国外去赚钱。现在，在这个国家建立的外国公司，寻求本地的管理人员，给予他们丰厚的待遇：在97至98年间，他们的月薪可以拿到200美元，2000年是800美元（平均月薪实是100美元），此外，还可以免费到泰国或者新加坡旅游，接受「训练」。
这些年轻人现在要留在越南。从前的梦想是去法国或日本，也有到美国去的，作为中产阶级和普通阶层重要份子的典型。但是，纵然人们知道好些移民到那里去的家庭，拥有几辆轿车和华丽的住房，那也不是这么多人所希望的天堂。这也是为人所知的：未被承认其资格的越南人是难以找到工作的，甚至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发生种族冲突。
总之，即使现在崇拜美元的思想普遍存在，但与其漂洋过海去掘金，不如在本地赚取。
过渡到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你有这种想法吗？
从1986-87年起，开放的越南要加入国际社会。它要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一部份，就引致要抑制越南人民的革命，而且它普遍地赞成总统制。它要参加世贸组织。许多领导人被派到国外，统治层份已经在转变：一般的部长年龄在50到55岁之间，他们的顾问、参谋和部门头头到处旅行，并且开始反映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人们能够公式地识别两种趋向：保守的趋向——「老前辈」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青年人的趋向并不那么拒绝全球化。评论西雅图*的书已被翻译过来了，人们都知道有关ATTAC（致力改造全球财政运动）的情况。
在经济平面上，比起亚洲四小龙来，越南较少地受到1997年亚洲危机的影响（它没有股票市场），可是外国的投资减少了。现在优先给予农业（出口大米）和石油，部份利润来自地区迁移来的（例如台湾来的）已经减退了。在河内附近设想要在那里建造一座商业中心，建筑地盘是停工的。
形势要求统治者向美国送秋波。克林顿的访问就被看作是这种秋波；作为一只跛脚鸭的总统，他事实上是多个国家的一个商业旅行者。几个月前一个商务协议同美国签订了，这个协议在不到两年之前曾被拒绝过。几幅欢迎克林顿的横幅是由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
在这种背景下，外国语正出现些什么变化？
曾经被强制学习的俄语现在不兴了，英语则日益增长地传播。在河内，我看见一些商店用英文写招牌。法语，在操法语的高峰会议之后，也在复兴起来。
你注意到任何重大的政治变化吗？
是的，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大约有三年了。现在老一辈的已经谈论到过去，并且提到迄今为止的禁忌问题。例如，民族主义领袖阮安宁（Nguyen An Ninh音译），在他2000年9月29日的百年诞辰时被提到，他比阮爱国（后来改为胡志明）的名声更为显赫，并且在30年代在《斗争报》有一段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经历。1943年，他死于保罗．康多（音译）的集中营里。虽然他确实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绝少谈到独立之后的事：他情愿维护胡志明的威望而使自己显得不重要。此外，他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制，正像在同时期的，藉秋收（Ta Thu Than）一样，后者是受人欢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于1945年9月为斯大林主义者所暗杀。说到他，在老人当中会唤起令人伤心的记忆。
然而，他的百年诞辰大会，第一次在胡志明市得到批准。超过200人出席，主要是老年人和党员。老共产主义者陈文教（Tran Van Giau音译）发表讲话，他泪眼盈盈说：「Ninh教导我以自觉的态度去为革命而斗争！」两年来，有许多书籍曾经引证到他。他的儿子出版一部大书，在书中，他把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作革命者来介绍，同共产党的观点不相同。
三年前有许多人谈论泰宾（Thai Binh）农民反对腐败的官僚的事。这个运动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我要说！我要给你举个例子，在胡志明市其中国民议会办事处对面的行人道，被200人所占领，他们持久地日夜在那里，到现在有一年了。他们制造木牌和旗帜上面写着：「胡志明万岁！」「越南共产党万岁！」而这种行为仍被控告为反对政府，要审判他们。
报章没有权去采访他们或为他们说话，大量的便衣警察，包围着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接近他们拍照，但是我成功地拍了几张照片。不管怎样，政府仍得放下武器，因为这些都是为独立而战斗的英雄们的家属。当局用这种蛮横的方法，给人民的印象是很坏的。如果越南的报纸对这个问题缄默，亚洲对它的议论就是可信的了。
至于腐败的问题，单纯地生长起来，每个人都是知道的。签订任何外国合同，都得先用信封送礼。这种假公济私的交易，不论哪一个，谁付出最多，谁就成功。关于部长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了解的并不太多，但是对于他们的随行人员……我是亲眼看见的（这是我的出租汽车司机指给我看的）。豪华奢侈的住所，正在为总理的儿子建造，它比起前总统阮文绍的官邸华丽得多了。
那么，对于人民的控制有了某种程度的放宽吗？
毫无疑问，人们不大害怕，他们可以互相交谈。警察显得更少热心去理了。知识分子被处于「谨慎」监视之下。与俄罗斯相反的，这里没有反对的报刊或者非官方的工会（虽然这些对他们极端需要），这样，报纸就不能直接评论现时对于人民公仆的不满。但是《胡志明市工人报》刊出了不加评论的「读者来信」。
新技术也方便于对外开放，而没有被控制的可能。计算机都有自由的电子邮件，个人甚至可以入Rouge（红色）网，在河内和胡志明市有一种计算机酒吧，顾客常常要排长龙才能进去。最近当局查封了一本使他们不高兴而与某些事件有关连的书（1956-7年的《百花》），通过电子邮件，抗议立即传播开来。
在越南，尽管现政权有拙劣的仿制品，你相信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复苏的前景吗？
无疑的，私下里有一种意见，当然是一种非常少数的意见，首先在35到40岁的知识分子当中，在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者，同海外有联系的、从1997年以来一种意识的转变：有一种渴望了解和一个解放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这里的一些人，我们对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被背叛的革命》、《文学与革命》、《我的生平》在这个国家里已经被很好地接受，而我们继续去翻译。两年前，我已经告诉过你，在河内，我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了丹尼尔．班赛德着的「Marx l' intempestif」翻译成越南文版，我是多么地感到惊奇。这不是容易读的一本书，然而第一版800册书一年内就售完了，第二版1000-1200本也卖完了，我们正准备出版第三版！
我们目击一件似非而是的事：市场经济需要某种程度的民主来起作用，并且达到某种广度，允许这种经济真正的对手表达他们的意见。在七、八年前，那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能拥有一台传真机、进入互联网或者简单地做复印。可是要建立外国公司，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每家公司都需要电子邮件。
我不是说要感谢市场，越南将会知道一种真正的民主成长，但是她必须避免以前的政治束缚。殖民开拓本身并不单只有消极的作用，感谢它，人民像阮安宁、藉秋收、胡志明等才能来到法国，吸收法国革命和斗争的经验，用来解放他们的国家。
当然，75到80岁的男人中，有保守份子，但是他们越来越少地呆在领导的地位了。历史学家，甚至最著名的，要求重写越南的历史，例如《昨天和今天》杂志出版了研究胡志明家史的研究报告，其中，他的兄弟以一种全新的风采出现。直至现在，他曾经被描述为反法帝国主义活动、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牺牲者。事实上，他是一个酒鬼，曾经卷入放荡的生活的阴影里。曾几何时，真是不可思议！……
社会主义思想的复兴来自下层，它仍然是脆弱的，而且大问题在于：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从外面帮助它，十年后，经过对它的严厉批判之后，领袖们向他们的党大肆吹捧「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翻译中国的理论著作，论述「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用社会经济协会的名义注明：「内部交流」。
我们要使我们的思想，让那些越南人了解，他们以一种日益增长的批评眼光，而不考虑市场作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名词，评论他们的过去。这是最重要的。这种转变当然仍很微小，但它是一种质的转变：在此之前，没有过像它这样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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