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有没有前途？
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上个月，两个重要事件突显了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在瑞典，9月19日，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它获得了30.9％的选票，是1914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 1932年以来，80％的时间都是它在治国，这也是自那时以来中右翼政党首次赢得连任。更为不堪的是，一个极右翼的反移民政党首次进入了瑞典议会。
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1936年，马奎斯·柴尔兹[Marquis Childs]写了一本有名的书，题为《瑞典：中间道路》。柴尔兹认为，在其社会民主党政权下，瑞典是介乎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个极端之间一条良性的中间道路。瑞典是一个把平等再分配与国内民主政治有效结合起来的国家。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瑞典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典型代表，其真正成功的故事。这个形象似乎一直维持到最近。它现在已不再是典型代表了。
与此同时，9月25日在英国，爱德华·米利班德[Ed Miliband]后来居上赢得了工党领导权。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曾在“新工党”标签下进行激进的政党重塑。布莱尔认为，工党也应该是一条中间道路—不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而是在当年经济关键部门国有化的社会民主纲领与不受约束的市场统治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与瑞典20世纪30年代以及后来的中间道路非常不同。
工党选择了爱德华·米利班德而不是他的哥哥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后者是托尼·布莱尔的重要伙伴，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被解释为抛弃布莱尔和回归到更“社会民主化”（更瑞典化？）的工党。尽管如此，几天后在对工党大会首次讲演中，爱德华·米利班德不遗余力地重申“中间”立场。但他确也用暗示“公平”和“团结”的重要性给自己的讲演润了色。他说：“我们必须摆脱旧思维，支持那些相信生活应当高于底线的人们。”
这两次选举就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告诉我们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通常（可能也是正确地）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的基本观点是，一旦他们拥有了普选权（他指的是男性普选权），“工人们”就可以利用选举使他们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获胜，并接管政府。一旦他们赢得了议会权力，社民党便可以“立法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有关起义是通向权力道路的言论是不必要的，也是很愚蠢的。
伯恩斯坦定义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并不清楚，但在当时看来仍然包括了经济关键部门的国有化。从那时以来，作为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就是从激进政治缓慢而持续地转化为以正中为导向的历史。
1914年，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支持本国政府，抛弃了他们理论上的国际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党向美国看齐在冷战中反对苏联。而在1959年，在其巴登·歌德斯堡[Bad Godesburg]会议上，德国社民党正式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它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当时支持的是社会妥协，叫做“福利国家”。就这一目标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经济大扩张时期，它相当成功。并且，在那个时期，它一直是一种“运动”，即这些政党得到本国很多人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
但是，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停滞，世界也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期，这时，社会民主党开始走得更远。他们放弃了对福利国家的强调，而变成了只不过是市场主导地位柔和版本的倡导者。这就是布莱尔“新工党”的全部含义。瑞典社民党抵制这种转变的时间比其他国家的社民党更长些，但它最终也屈服了。
这个转变的后果却是社会民主主义不再是一个能凝聚大批人强烈拥护和支持的“运动”。它成了一个缺乏昔日激情的选举机器。
然而，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已不再是一个运动，它却仍然是一种文化偏好。选民们仍然想得到福利国家正在减少的福利待遇。当他们失去了一项又一项福利待遇的时候，他们经常抗议，这在今天不时发生。
最后谈谈极右翼的反移民政党进入瑞典议会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或其他“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上从来表现不强，在移民权利上则更弱。社会民主党在各国往往是多数民族的政党，他们捍卫自己的地盘反对其他工人，认为他们影响了自己的工资和就业。在没发现存在竞争的时候，团结和国际主义的口号是有用的。瑞典直到最近都不需要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当它面对的时候，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选民直接转向了极右。
社会民主主义有没有前途？作为文化偏好，有；作为运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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