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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甲才:右翼势力时来运转后的痴心妄想——《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摘登高龄者新春联谊会发言稿等评说

李甲才 · 2015-06-12 · 来源:乌有之乡
《炎黄春秋》第5期那些耄耋老人的摘登文章,语句机巧,行文缜密,造例寓意,透过一语双关避碰法律和敏感问题的修辞,遮盖的主旨昭然若揭。

  右翼势力时来运转后的痴心妄想

  ——《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摘登高龄者新春联谊会发言稿等评说

  李甲才

  2015年6月9日

  网络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四面八方传来的五花八门的言论、消息不胜枚举。对于“炎黄系”、“南方系”等的文章历来不屑一顾,厌恶那些欺世盗名的变色龙们的思想和品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批除“大腿”型的走资派还忙不及哩,何况那些依附“大腿”的狗东西们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诬赖谰言呢。

  令人尊敬的洪雪青老人素未谋面,5月25日发来2015年《炎黄春秋》第五期,拳拳之心感人而读。其中有几个耄耋之年的高龄人,原来准备在春节联谊会上发言的的资料,被制止后现在刊出的摘登片段,竟然如此为老不尊狂吠歪理邪说,联系到多天前,该杂志编辑洪振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被愤怒谴责后而引起官司。也有其它类型之文。魑魅魍魉(音斥妹网两)如此猖獗,顺手牵羊、“假途灭虢”,扔去几个半截砖打狗震主人,尽人心而已,斟酌损益难所逆料。

  

  《炎黄春秋》第5期那些耄耋老人的摘登文章,语句机巧,行文缜密,造例寓意,透过一语双关避碰法律和敏感问题的修辞,遮盖的主旨昭然若揭。

  周有光(110岁)出身富裕家庭,解放后主要搞文字简化工作,著述颇丰。“今年初我出了一本百年口述,取名《逝者如水》。我在这本书的尾声中提出‘不怕错主义’”。“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错误,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文字倒没有逻辑上的不妥。隐喻“任何人和任何主张”包括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依赖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能成为“炎黄系”联谊会的嘉宾,绝不会是盼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纠正错误中前进,而是以此论宣扬取掉社会主义,和当年蒋介石不希望毛主席领导党和红军的实质用意相同。为何不以此抨击资本主义?

  何方(92岁),青年时期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解放后入外交部,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对外关系研究。1959年下放,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长等职务。是炎黄系“活动的历来积极参加者”。摘登的发言主要有三点:

  “第一,《炎黄春秋》”,“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孔子两千多年前倡导的春秋精神和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在总结过去、评论现实和展望未来时要坚持原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人对困难和缺点一直估计不足,所以犯‘左’的错误就成了伴随革命进程的顽疾,在战略部署和策略转换上也一再出现急躁冒进”。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848年欧洲的革命运动和后来的巴黎公社的估计,当时都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列宁走得更远”。“历史证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远未成熟,已经先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而资本主义倒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使命当可再持续百年以上。少数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很难维持下去。而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一些原先自认为的社会主义特征,再自觉地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如放弃消灭私有制,放弃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言过其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能证明再腐朽的资本主义,要消亡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执政后坚持极‘左’路线的开端,又走了30年的弯路,造成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停滞和倒退,还发生了在正常年景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旷古灾难。”那什么时候是过渡的最佳时机?和XXX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个基础”是同样的反对方式。何方知道“饿死三四千万人”权力部门不核实真伪、不置可否,这也是一个反毛反社的惯常话题。

  说共产党“尽量设法文过饰非,最怕揭自己的疮疤,甚至也不让别人做自我批评。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就极为反感,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这样做,主流舆论就说他是社会主义大叛徒和苏联解体的罪人。在中国,长期以来,大的错误实际上是不能讲的,甚至明文规定有些问题不能碰。我们党虽然一直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过去党中央只真正做到过一次: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欢迎。这种盛举希望以后还有。对一些大的明显的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能加以肯定,就来个鸵鸟政策,不加评论,实际上也禁止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做得并不明快决断,给人含混拖拉的感觉。《炎黄春秋》应该旗帜鲜明,如实面对过去,敢于揭发错误。我们党能不能拿出像当年胡耀邦那样的勇气,再次以大魄力、下大决心来个拨乱反正?看来不容易。”文革不是“揭自己的疮疤”吗?却说成“浩劫”。还要 “拨(什么)乱反(什么)正”?无非是把社会主义的一点剩余元素彻底拿掉,同苏联变俄罗斯一样。这也从一个侧面定证了胡耀邦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

  “ 第二,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炎黄春秋》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时必须做长期打算”,“否则会欲速不达,甚至导致自己中途落马。中国由于背负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所以实现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像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那样利索和彻底,而会是拖拖拉拉、反反复复,就算基本上完成,也起码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长过程中,还得有卧薪尝胆的精神”,“《炎黄春秋》自然大有可为。”是的,距改旗易帜还有距离,“毛泽东热”不断搅扰“一步到位”的黄粱美梦。看来何方还有另类继续革命精神。

  “第三”,“《炎黄春秋》还应起组织者的作用” 。“团结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继续携带我们在科学民主的道路上一同前进。”强调组织作用,活动升级,彻底的反社死硬分子的呼吁。

  这三点多是社会主义时期马列毛主义的常用语言,抽掉了特定的阶级内容就成了为任何阶级服务的技术性的工具性武器。同样是“实事求是”,毛主席根据出现互助组这种农业集体化苗头,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力发展成农业社。资改派则用小岗村事例解散农业社分田单干。同样的方法论不同的政治人物运用的政治取向相反。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小儿科手法的惯用伎俩。“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是为了纠正不足更好的干社会主义。而只以此为理论依据攻讦毛式社会主义,能以此评论“中特社”吗?美国搞个“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的挺进亚太战略围堵中国就有理了不可笑吗?多国轰炸南联盟、阿富汗,因为有细致不粗糙的作战计划就认为正确了?

  高放(88岁)的主题思想是“我体会,为了共同建设‘一球家园’,中国要带头做出表率”。“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从总体而言,难以推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现在还有人想重建新的共产国际组织,开展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这是完全脱离现实的陈旧观念”。“陈旧观念”是信口开河。社会主义从1917年至今98年,资本主义延续了几百年,颠倒黑白到了不识数的程度。有大批高放自然“难以推行”。

  “一球家园”似曾相识,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说“全人类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最终结果不言而喻。还没“带头做出表率”?已“大公无私”到世界各国都可以花中国的钱了。美国到处制造战争却高叫“普世价值”,麻痹人们的高调都如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进入高龄而说无常识的话令人啼笑皆非。

  “社会主义世界革命难以推行”,但不是不能推行,鲁迅先生针对中国的状况分析原因,“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八》1925年3月31日)这也证明了文革的深远意义。

  杜光(87岁)说:“有的论者指责《炎黄春秋》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事实恰恰相反,《炎黄春秋》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最坚定的批判者。”所“发表大量回顾历史事件的文章,为恢复历史真相、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个优良传统应当继续保持”。给历史虚无主义套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不动声色的倒打一耙,贼喊捉贼坦然自如,姜到底是老的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待揭露,有待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严重的错误,绝非始终正确”。“我们党”语调虔诚似猫给老鼠拜年。“既有”“也有”,兜售黑货貌似不偏不倚。

  强词夺理地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只剩下未说新中国成立是错误的了。请看杜“有待揭露”的“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拿生产力来说,‘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大跃进对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摧毁正常的生产秩序,都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文化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以俄为师’,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都‘一面倒’;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派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文革时期‘破四旧’、批‘封资修’,更是不容回避的教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真相,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作的一切的自供状,就差没有宣布取消人民共和国了,也可能是时机未到。以免重蹈什么“覆辙”?是毛式社会主义,不会是中华民国吧?都是“改开搞”多年倒行逆施引发的死灰复燃。

  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进则退,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并非按倒退者的意志退到适可的程度戛然而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时会连“中特社”也一齐扫进坟墓。杜光这段话揭开了冰山一角,可看出些许端倪:“十八大以来,但历史上积累的许多功过是非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很好地清理反思;许多历史问题,也没有很好总结,以致在某些领域,仍然继续着过去曾给社会发展带来损失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恢复历史真相,去除历史虚无主义,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在现阶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炎黄春秋》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18大后同以前大同小异,破公立私急速快行,“混改”连美国人都能看出来“处理不好将终结社会主义”(美大卫·科茨《混合所有制处理不好将终结社会主义》),而杜光却急不可耐的要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趁势追击。郭道晖、资中筠、张北英的“摘登”都没有超出以上的范围,按主义的争议不涉及人的常识不冗赘文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解放军报》1966年5月4日)毛主席深深忧患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全面思索社会主义现状和进展趋势,不但对当前,就是未来社会主义重建成功仍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也是我们认识未能全面深刻领会主席的淳淳教导并努力实践,在政治思想领域社资斗争失败,致酿目今败局下各种反毛反共反社的言论甚嚣尘上,教训深刻,证明了领袖论断的远见卓识和超越时空的正确性。

  “炎黄”5期李锐的“九九感怀”,叙述自己1960年5月,到北大荒部队管理的950农场,接受劳动锻炼,控诉被迫和人民群众划等号的“苦难”。写当时粮食紧张的篇幅多,又是伤痕文学俗套的故技再现。几十年的“悲剧”现实,在群众眼里不值一文,丝毫伤不到领袖的任何威望。能经常吃到亲属“寄来的饼干”,“街上还能5毛钱买一个鸡蛋”也算是恶意渲染困苦中的百密一疏,在其圈内随意惯了无人指点。其中两个情节: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说那时的农民生活还不如日本统治的时代;“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文革中进了秦城监狱。那些到底如何仅是自己的一面之词。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拙劣表演网友揭露的不少,知者众多。

  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人口众多的非常困难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国10年左右,必然有无法想象的困难,而况遇到粮食紧张的困难呢?李锐借暂时灾难蓄意贬否社会主义。只有在新中国失去了昔日天堂的人们,才对社会主义至今充满了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美国干资本主义几百年不困难?债台高筑,内外债上百万亿美元,为什么不说打倒帝国主义?

  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强取豪夺、敲骨吸髓,从不管人民群众的疾苦、死活。遇到灾荒,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自谋生路,侥幸逃命。什么时候断绝过成群结队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沿门乞讨?“跟着收麦过个年”是历史上的普遍现状。千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人民群众,自己、自己的父母亲属救不了自己,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才得到解救翻身。而况那时刚刚解放,时间短暂,一切记忆犹新,人民能会比较,而且比照鲜明,才由衷的唱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今在各种冠冕堂皇旗号的掩饰下恢原如初,再放肆抹黑毛主席和毛式社会主义,怎能得到灾难降临己身的人民群众的呼应?再怎么呼喊“宪政民主”,能压倒“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切身感受吗?

  文有王震活动邓力群接任总书记,知后给邓小平赵紫阳告密。几封信能改变邓的意图,邓小平就不是邓小平了,自吹自擂而已。也和盘托出了自己是走资派的嘴脸。文末赋诗“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非常直白的说出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意图,其文字里行间浸透了敌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意识。

  他们是一群熟练掌握逢场作戏伎俩善于搭桥引线的政治掮客,在轶闻趣事中精于“润物细无声”技巧的术士,是老谋深算瞅准进退时机毫无品德的杂家。

  《也说邓力群》,盛禹九文章前半部分写“邓力群特别强调宣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念,4年后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重大争论”。1986年,“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稿的会议上,邓力群发言认为”,这个“文稿没有讲共产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是差之毫厘几个字,失之千里的大是大非。“于是,邓力群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内容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认为‘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邓力群把修改稿送给政治局常委和一些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稿不满意,删去了‘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那句话”。

  文章引用后来和邓小平面对面的对话,证明了邓力群是上层仅有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走资派的凤毛麟角人物。“像邓力群这样,在晚年撰写回忆录坦率地直面自己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论,则并不多见。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不但披露了他与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全文,而且说:‘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关于落选的叙述有失公允。

  盛文引邓力群落选以后“到王老(王震)那里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对此说法,万绍芬提出了质疑。因为万绍芬在中共十三大并没有落选,而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公布的中委名单,万绍芬就排在万里之后”。

  但却没有引用《十二个春秋》后面的话。邓力群申明:“也要说一下,赵紫阳在此事(指13大选举)上是做了手脚的,他底下的人进行了活动。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话:解散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7月14日发通知,所有接到的单位,很自然就会想到,邓力群这个人不行了。好人也会这么想,更不要说那些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了”(《十二个春秋》第720页)。“通知”距13大10月25召开只有3个多月。

  “解散研究室,是赵紫阳破坏邓力群名誉的一着棋”;“给你邓力群泼一身脏水”。“还不止这一件事。先念同志证实有人去湖北团活动,让他们不要选邓力群”。“辽宁后来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上海、贵州“也有人去活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去活动,我就不清楚了。”“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我得到1600多张,在三分之二以上,没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张。这个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有其它原因,留待人们思考吧”。(《十二个春秋》第721页)那时赵紫阳是总书记,他的打手们是否在唱票、计票、汇总环节中也耍了手段,就不得而知了。阴谋家搞阴谋的勾当,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阅读《十二个春秋》,岂不是又上了该文的讹传之当。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苏联苏共的失败就是从妖魔革命历史挖开了崩溃的缺口。南方系、炎黄系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策源地,多年如一日丧心病狂抹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诬蔑开国领袖毛主席,极力歪曲党和共和国历史,竭尽所能丑化革命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一份报纸杂志就能在全国兴风作浪,尽管反对的声音时时出现,却仍然大张旗鼓、愈演愈烈,这一切从何而来?从能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特社”而来。

  鲁迅先生说的深刻:“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以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以此衡量,难道没有理由认为革命受到干扰?使大批落水狗“爬上来”,又“繁殖起来”,“咬死了许多革命人”,重建社会主义,肯定要化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毛主席矢志不移领导党和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确是中国前无古人之事。不可能带领大批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兵天将下凡来干,总是在现有的社会基础上依据所处时代的人財物条件进行,“想干的事总有办法,不想干的事总有理由”,这就变得异常的艰辛、曲折。在庞大又有深厚历史积淀的社会环境里,各种矛盾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逐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激烈程度、表现形式,在各个领域就变得非常错综复杂。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各种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力量消长变化而变化,打上阶级烙印的各种思想行为或以明目张胆、或以隐蔽、或以若明若暗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繁杂的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用一两个事实来证明自己的一两个观点,以达到否定、反对、抹黑全局的意图、目的。而衡量正确与否的关键核心点在于要从普遍的、居多数方面的事实来判定真理和谬误。这对于正确认识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尤为重要。

  社会(实践)制度有垄断性、排它性、不共融性、强制性,优劣判断从来不可能在相同条件下相同的时间内,同时提供两种或多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实践)制度做定性定量的鉴别比较,先进与落后的具体判断和科学实验截然不同。有资无社、有社无资,两种社会不会长期同存共处在一个国家内,世界范围一国与另一国也是这样。而且,不同社会制度优劣的判断还有时间上先后顺序错位的不对称特点,具体在不同阶层的群体就更难取得共识,相互处于时起时伏的对抗状态中,必然划分出清晰的阶级界限。

  迅速富裕起来的集团说改革好,私有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制度。主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沦为弱势群体说按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持续至今,比现在的“中特社”好。起码没有失业,工作、住房、医疗不担忧。你说社会主义好,为什么62年还吃不饱?不说几千年中国人口不多,群众始终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你说资本主义坏,为什么几百年没有被推翻?不说资产阶级岂能坐以待毙?

  当然,戈尔巴乔夫会把自己干成资本主义复辟认同成“改革是自发的,同时又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运动,旨在综合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特色”。“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历史的丰功伟业。无论如何,苏联社会用自身的力量摆脱了极权主义,为其它国家和民族开辟了自由民主之路”。“尽管对改革本身存有争议,我们的同胞们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权利及自由方面”。(《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015年第1版441页)那吃住穿等方面呢?中国也把“分田单干”的“改革”说成是革命呢?按毛主席的认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的多党轮流执政,是其延续不变的政治构架,还未见多党轮流执政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先例,苏东是证明。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或一些元素存在的条件下,叫喊“宪政民主”(多党轮流执政),谋求彻底埋葬“共社”不言自明。在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中有产生发展的适宜土壤和空间。鲁迅感触至深:“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音促)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1925年12月20日)。国民性的弱点是走资派得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附《炎黄春秋》第五期相关文章

  《炎黄春秋》2015年第五期相关文章

  新春联谊会发言稿摘登·(责任编辑 丁 东)

  本刊今年的新春联谊会未能办成。一些应邀与会者认真准备了发言稿。现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再接再厉,勇往直前○ 周有光(110岁)

  各位《炎黄春秋》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每年邀请我参加例会。我盼望《炎黄春秋》的朋友们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把杂志办得好上加好。

  今年初我出了一本百年口述,取名《逝者如水》。我在这本书的尾声中提出"不怕错主义"。因为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因此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主张都不可能不出现错误,科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依赖于对错误的不断克服而后做出改进。我盼望得到各位的批评。趁此机会,也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惦念。

  三点意见○ 何 方(92岁)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也是它组织的活动的历来积极参加者。我想在这里讲三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炎黄春秋》顾名思义,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孔子两千多年前倡导的春秋精神和春秋笔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由于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褒贬有很大的警示作用,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现在的《炎黄春秋》也应起到这样的作用,在总结过去、评论现实和展望未来时要坚持原则,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克服国际共运中长期以来对形势总是看好和说好的多,对客观困难和主观缺点看得少、说得更少的偏向。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以来,对面临的形势,估计就往往失于过分乐观。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党人对困难和缺点一直估计不足,所以犯"左"的错误就成了伴随革命进程的顽疾,在战略部署和策略转换上也一再出现急躁冒进。马克思、恩格斯对于1848年欧洲的革命运动和后来的巴黎公社的估计,当时都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这个错误是恩格斯不久后就公开承认了的。列宁走得更远,他虽然也提醒人们在争取好的时候要准备坏的,但实际上还是过分看重好的,甚至加以夸张。在1920年前后举行的共产国际两次代表大会上竟一再肯定,在座的人们一定可以看到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实现。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历史证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远未成熟,已经先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而资本主义倒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使命当可再持续百年以上。少数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很难维持下去。而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一些原先自认为的社会主义特征,再自觉地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如放弃消灭私有制,放弃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等。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的,一开始就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所以对形势总是喜欢看好,不愿看差,导致工作上长期犯"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执政后坚持极"左"路线的开端,随之又走了30年的弯路,造成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停滞和倒退,还发生了在正常年景饿死三四千万人的旷古灾难。对于我们犯的错误,不论大小,《炎黄春秋》都应严肃面对,揭露犯错误的客观特别是主观原因,认真汲取教训,使之成为以后少犯以至不犯错误的警绳。切不可为尊者讳,粉饰错误,混淆是非,导致累犯一些相似的错误,当然也就谈不上彻底改正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都曾公开申明,一个郑重的政党不怕说出自己的错误,敢于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批评并迅速加以改正,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却尽量设法文过饰非,最怕揭自己的疮疤,甚至也不让别人做自我批评。在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错案,毛泽东就极为反感,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这样做,主流舆论就说他是社会主义大叛徒和苏联解体的罪人。在中国,长期以来,大的错误实际上是不能讲的,甚至明文规定有些问题不能碰。我们党虽然一直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过去党中央只真正做到过一次: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欢迎。这种盛举希望以后还有。对一些大的明显的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能加以肯定,就来个鸵鸟政策,不加评论,实际上也禁止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做得并不明快决断,给人含混拖拉的感觉。《炎黄春秋》应该旗帜鲜明,如实面对过去,敢于揭发错误。我们党能不能拿出像当年胡耀邦那样的勇气,再次以大魄力、下大决心来个拨乱反正?看来不容易。

  第二,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炎黄春秋》在推进民主化进程时必须做长期打算,具有鲁迅先生提倡的韧的战斗精神。否则会欲速不达,甚至导致自己中途落马。中国由于背负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所以实现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像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那样利索和彻底,而会是拖拖拉拉、反反复复,就算基本上完成,也起码需要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这个长过程中,还得有卧薪尝胆的精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这里说的"十年",只是表示时间不可能短。实际上就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就远非十年所能做到,而是需要更多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炎黄春秋》自然大有可为。

  第三,列宁说,报刊不仅起宣传者的作用,还应起组织者的作用。《炎黄春秋》也应如此,在它所揭橥的宗旨周围,团结一大批人甚至一代人,如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率领一代青年人,推动历史前进。因为照"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经过了几代人,团结在《炎黄春秋》周围的人已不限于青年,而是包括了老中青,连我这样的九二老朽也在其内。愿《炎黄春秋》不断给我们提供新的精神营养,继续携带我们在科学民主的道路上一同前进。

  和平发展,一球家园○ 高 放(88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现代化、全球化新浪潮席卷全球。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现象日益严重,生物物种灭绝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全球危机更加紧迫。这种新形势迫使人们思考:什么样的新理论才能应对全球性的难题?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一直认定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就表明当今时代战争与革命已经不是主题。尽管还有局部战争,还会在某些国家发生革命,从总体而言,难以推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十八大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2014年12月5日说: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和衷共济,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我体会,为了共同建设"一球家园",中国要带头做出表率。对外战略方针是:不树敌,不对抗,不结盟,不当头,不扩张,不输出革命;多交友,多合作,多助人,输出多种多样的产品。要促进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分国别、族别、教别、性别,不分阶级、党派、主义和社会制度,加强团结合作,减少内斗内耗,积极推进全球综合治理,携手克服人类当前危机。现在还有人想重建新的共产国际组织,开展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这是完全脱离现实的陈旧观念。

  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者○ 杜 光(87岁)

  应邀参加《炎黄春秋》的2015年新春联谊会,感到特别高兴。去年曾经为《炎黄春秋》担心,读了今年前3期,看到杂志浴火重生,继往开来,这不但是《炎黄春秋》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民族的幸事。

  《炎黄春秋》成立20多年来,坚持求真求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在报道历史事实、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方面是《炎黄春秋》全体同人埋头苦干、顶住压力、辛勤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炎黄春秋》的辉煌业绩。长期以来,讳疾忌医,不允许民间讨论历史上的功过是非,遂使《炎黄春秋》独擅胜场,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历史真相、探求科学真理的重要园地。《炎黄春秋》的这个贡献,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我想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谈《炎黄春秋》的贡献,这就是:有的论者指责《炎黄春秋》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事实恰恰相反,《炎黄春秋》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有力、最坚定的批判者。

  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以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读历史,对待历史,把历史真相"虚无"掉了,而把"虚无"的假象塞进历史。《炎黄春秋》自创办以来,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例如,有的文章通过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个案,评介政治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的文章描述本地区本部门的历史事件,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会动态;有的文章回顾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节点的实际过程,引申出宏观的结论……如此等等,都是本着揭示历史真相、吸取经验教训的精神,求真去伪,求实去虚,发挥了启蒙开智的良好作用。

  《炎黄春秋》发表大量回顾历史事件的文章,为恢复历史真相、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个优良传统应当继续保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有待揭露,有待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严重的错误,绝非始终正确。拿生产力来说,"三大改造"消灭私有制,大跃进对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摧毁正常的生产秩序,都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文化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以俄为师",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都"一面倒";思想改造、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派等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文革时期"破四旧"、批"封资修",更是不容回避的教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真相,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改革、反腐这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历史上积累的许多功过是非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很好地清理反思;许多历史问题,也没有很好总结,以致在某些领域,仍然继续着过去曾给社会发展带来损失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恢复历史真相,去除历史虚无主义,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在现阶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炎黄春秋》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祝愿《炎黄春秋》今后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丁 东)

  

  九九感怀○ 李 锐

  一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二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200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1982年2月,我已经65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1984年陈云收到3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3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3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11年流放,8年单监,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1979年我62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3次,从不间断。她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阳住在同一层的911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4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4个人的房里有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和紫阳分别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责任编辑 丁 东)

  

  也说邓力群·盛禹九

  今年2月10日,邓力群以百岁高龄去世,峨冠点赞,备极哀荣。网上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勾起我对斯人往事的一些回忆。

  知悉邓力群的大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我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听说他准备帮助少奇续写一本“建设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曾托人打听,想争取将它作为重头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后来,邓力群写书因故搁浅,我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近距离接触邓力群,是1982年8月中旬,我作为《工人日报》记者,参加中宣部在延边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邓力群是中宣部部长,主持了会议,在会上讲话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思想,我至今还记得他不时摆动手势、神采飞扬的情景。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要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尽管任务有所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当时我没有想到,邓力群特别强调宣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念,4年后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重大争论。

  1986年,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把精神文明建设列入议事日程,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草稿完成后,在中央领导层征求意见。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稿的会议上,邓力群发言认为,这个文稿与中共十二大文件缺乏连贯性,文稿没有讲共产主义;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没有讲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于是,邓力群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内容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认为“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邓力群把修改稿送给政治局常委和一些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稿不满意,删去了“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那句话。

  胡耀邦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不对这个根本问题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胡耀邦将意见归纳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二)共产主义思想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四)这个提法对统一祖国不利。9月13日,胡耀邦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次日征得了赵紫阳同意,联名发出。这封信开宗明义:“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邓小平看了胡、赵的信,立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李先念也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为了说服邓力群,邓小平于1986年9月18日约邓力群谈话,相关内容是: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当然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到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决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611~614页)

  党内高层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不稀奇。但像邓力群这样,在晚年撰写回忆录坦率地直面自己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论,则并不多见。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不但披露了他与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全文,而且说:“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此前10年,邓力群多次参与邓小平的讲话起草,包括后来影响很大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但此后3年,邓小平再也没找邓力群。直到1989年9月,邓小平决定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再次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邓力群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又表示,不清楚邓小平为什么要找他和胡乔木做这件事。

  邓力群卷入重大的政策之争,并非一次。早在1952年4月,他任中共新疆分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力挺新疆的主要领导人实施“土改”“反霸”“镇反”三大改革。邓力群主张,“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他们雷厉风行地在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布置实施。当时被逮捕的牧主达1000多人,人心惶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赶赴新疆,立即叫停牧区“镇反”。5月,习仲勋在西北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吸收内蒙古牧区改革的经验,提出对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习仲勋还主张:“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

  针对不同政策主张的严重争论,当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做总结。刘少奇认为西北局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新疆分局的主张是错误的,邓力群因此被调离新疆。

  邓力群说他自己“有股牛脾气”。在他一生中,坚持己见,顶风抗上的情况发生过多次。1975年,邓力群被邓小平选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为该室7位负责人之一。是年9月,为筹备中的《思想战线》杂志,他主持起草了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政论文章。不久形势生变,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次年2月,这篇文章成了“四人帮”重点批判的对象,位居“三株大毒草”之首。面对政治高压,胡乔木顶不住了,低头认错。邓力群却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打了一个报告,声明文章不是邓小平授意,没有经邓小平看过,写成初稿后,胡乔木没有向他提任何意见,他也没有向邓小平汇报文章的内容。“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邓力群在批邓浪潮中敢于承担责任,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好评。随着邓小平、陈云掌握中央政局,邓力群也得到进一步重用,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在中共十二大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成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话语权很大。在此期间,他力主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他认定的“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频频出击,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磕磕碰碰”,引起国内国际的关注。

  由于邓力群很左,逆改革的历史潮流而动,终于被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淘汰出局。他在《十二个春秋》里回忆了这段经历:“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代表,我当选了。中委的候选名单也提出来了,但中委实行差额选举,我从正式中委的名单中落选了。结果报告了邓小平,说没选上中委啊,邓小平的回答是:承认选举,不做变动;后来又说,到中顾委做中顾委的常委。结果,中顾委常委也没选上。

  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老(王震)那里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719~720页)

  对此说法,万绍芬提出了质疑。因为万绍芬在中共十三大并没有落选,而是当选了中央委员。公布的中委名单,万绍芬就排在万里之后。万绍芬落选是发生在第二年的全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原来中央内定她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她在差额选举全国总工会全委会委员时落选,就不能担任全国总工会领导职务了。她读了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以后,写了一篇文章,纠正讹传,坦率讲述了自己在全总落选的经过。由此我想到,邓力群所谓“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云云,显然应当打一个问号。只是王震已经作古,没有办法核对了。

  质疑《十二个春秋》中一些叙述真实性的不止万绍芬一人。如书中提到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冯兰瑞读完该书后,就写了《五问邓力群》一文,与之商榷。胡耀邦原政治秘书刘崇文,原警卫秘书李汉平,也都写了文章,对该书关于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在长沙见面谈话的叙述,提出质疑和纠正。

  邓力群完成《十二个春秋》时,已经90岁了。他在后记中说,这份自述是由他讲述,请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记录,然后约请当代中国研究所4位同志修改加工,最后由他逐篇审阅定稿的。人到老年,记忆有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本书不回避高层矛盾,引用了一些稀见的讲话原始记录和手稿,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胡耀邦传》的作者之一、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就对我说过:“编写《胡耀邦传》时,对邓力群是如何反对耀邦的,找不到第一手材料。邓力群在‘自述’里洋洋得意地、详细记述他‘与胡耀邦同志磕磕碰碰’的过程。我们把这些材料写入《胡耀邦传》,大大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

  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表性人物,邓力群已经远行。观其一生,真正给人留下记忆的,是他不顾中共在历史上深陷“左”的错误并屡遭重挫的事实,在改革开放之后仍拒绝改变固有观念,阻挠国家朝现代化转型。这个鲜明特征,使他的名字成为党内某个派别的一个特殊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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