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王凤波来到德国求学,选择了不好就业的政治学专业,就是想在被称为民主自由典范的统一后的德国,从根本上了解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如今在法庭上,德国法官竟然告诉他,对于"想象中的共产分子"可以任意封杀。
王凤波是去年中国与德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德国之声中文部开除记者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去年，王凤波与其他三位前同事因为坚持新闻职业原则而被德国之声解雇后，向德国议会与媒体发表了公开信，他本人与祝红女士对德国之声进行了劳动法上的起诉。去年三月在德国之声所在地波恩的地方法庭败诉后，王凤波与祝红女士提出了上诉。今年2月13日，王凤波与祝红在科隆地区法院的上诉亦被驳回。
王凤波
2月13日科隆庭议中，出现了让原告方与旁听者大跌眼镜的一幕。在谈到在德国之声中文部一度被批评者指责“亲共”这一背景与“世界观歧视”时，原告律师指出，本案的实质并不是王凤波与祝红本人真的因为某种“世界观”而受到歧视，而是德国之声出于对中文部员工普遍的世界观上的怀疑与不信任，对中文部进行整肃，而原告只是反对这种将新闻职业准则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就首当其冲被报复开除。这时，女法官发表了如下惊世名句：德国之声是公法媒体，而在公共服务机构，如果员工被证明是“共产分子”，那么将其开除反正也是正确的；如果对员工产生了“共产分子”的怀疑，那么也构成将其开除的理由。 在场旁听者一开始大都以为是听错了，原告律师追问女法官，难道这样的怀疑不需要有证据吗？女法官斩钉截铁地强调说，“无所谓！只要在想象中某个人是共产分子或者同情共产分子，不需要证明，就可以将其开除！” 女法官在庭议中至少三次重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从法庭出来后，前来旁听的一位德国记者直摇头，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位旁听者说，当他听到法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大谈该如何开除“共产分子”，他觉得是在看一场年代久远的老电影，电影讲述的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以及那份臭名昭著的《赤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的影响的报告》。那一段给美国自由民主带来政治耻辱的历史过去半个世纪了，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一个德国中级劳动法庭，居然又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历史错觉。作为法制国家的司法者，法官应该知道“无罪推断”原则的意义，即使对“意识形态嫌犯”，也最起码要有事实和根据才能判罪。
20年前，王凤波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来到德国求学，选择了毕业后不好找工作的政治学作为专业，就是想在一个被称为民主自由典范的统一后的德国，从根本上去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人权和法制。如今，德国的一名法官告诉他，对于“想象中的共产分子”，就可以任意封杀。
庭议席上有两名陪审业余法官，其中一个是代表雇主利益，一个是代表雇员利益。原告方本来以为主审女法官会和两名陪审员退庭合议，但是两名陪审员在原告方还未走出庭议厅时，就已经穿上外套走人了。
祝红指出，其实她所有的不幸都源于2009年3月与德国三届政府中国问题顾问史蒂曼(TilmannSpengler)有关西藏问题的采访。此篇采访遭到领导的封杀，理由是史蒂曼先生是“愤青”，有些表达完全跟中国政府发言人一样。祝红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与领导发生意见分歧，从此受到种种刁难。她在庭议期间悲愤地说，在一个把人权作为首要价值，以民主、自由与法制作为立国基石的德国，一次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业务讨论就致使记者被取消工作合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王凤波说，此案的关键是他们几个记者反对德国之声对中文部采取的违反新闻职业原则，实行“新闻检查”的不正常做法。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良知，本来是在维护德国之声自己制定的记者职业标准，却因此受到扫地出门的惩罚。他们为维护新闻原则与捍卫自己的正当劳动权利，进行了各种努力。但是在政治上，发给德国联邦议会的公开信石沉大海；在法律上，法治国家的理想与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在社会权利上，工会和职工代表委员会都面对强大的雇主无能为力。
王凤波表示，虽然经济条件所限，法律上维权的道路可能很难再走下去，但是只要还有一线机会，他也绝不会放弃。不管怎样，德国之声的问题，依然将是被除名的四位记者在媒体上进一步探讨的对象。
王凤波说，他还将作出最大努力，争取再向联邦劳动法院上诉，而且，他仍然相信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的公信力。他说，他多么希望能有一天看到，批着神圣红袍的七名联邦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们坐在卡尔斯鲁厄的法庭上，从宪法上推翻能给要挟与压制记者的做法提供堂而皇之保护伞的“电台自由”。王凤波说，但愿，著名的宪法法院不仅仅是一个德国的冬天童话而已，不至于他看到了这个神话的理论城堡，脚下却没了能走过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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