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首先惊醒了“美国梦”
2004年10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为竞选连任而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所有权社会”论，即要每个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们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说：“每次一个美国家庭搬进他们自己的房子，美国就变得更强大一些”。他所说的这种家庭指的是传统的核心家庭：一对异性夫妇，有至少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套带院子的独立住宅里，有一、两辆车，而且还有一个带有平板电视的多媒体房间。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产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计划”。随后又出台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抵押贷款形式，其中包括24个月不用付月供的贷款，后来还出现了只要借款人的口头承诺而无需书面文件的贷款。再以后，围绕这些抵押贷款出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又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泡沫经济，一旦金融泡沫破裂，这种“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那么，出现次贷危机时的情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次贷危机发作时的2008年，据一家房地产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全美至少有75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即由于他们房屋的当前市场价低于其住房贷款总额，因而即使卖掉房屋，房主还必须垫付更多的钱才能还清贷款，这一类背负负资产的人占到美国拥有房屋者总数的18%，另有210万购房者处于背负“负资产”边缘，其房屋市价仅比贷款高出不到5%;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估计，全美可能有多达120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
这里，以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例，来展示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克利夫兰是美国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铁路以后，成为五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间的货物转运中心。克利夫兰以钢铁工业为首要产业，又在此基础上建立庞大的制造业，使它在美国工业史上辉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纪中叶，其经济实力跻身于美国城市的前五位。克利夫兰有1/3的面积被公园绿地覆盖，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并与匹兹堡一起被列为美国“最佳居住城市”。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放松风险控制、慷慨借贷时，克利夫兰成了“次贷之都”。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机构和购房市民都认定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值、价格将与时俱增，但危机一来，房价却一落千丈，而房产税赋、贷款利息却并未减少，在危机深重之时，连四五百美元一栋的房屋也无人问津。于是，一些无力偿还房贷和房产税的房奴，便选择了“断供”，举家弃屋、逃之夭夭。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社论披露，该市的空房已逾一万多套，这意味着全市已有1/8的家庭弃屋而去。这些弃屋出走的居民，状况好一点的在亲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栖身于桥洞巷角，或在郊外支个帐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兰街头，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教堂或慈善机构的门口，贫穷的人们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食物;寻找就业机会和求助的市民挤满了政府的援助办公室。而在另一方面，因房主弃屋逃亡而空置的房屋，又成了消耗市政资源的巨大包袱。如该市有一座两层楼的住宅，因其市值不到应交税赋的1/3而被弃置，但由于长期空着无人看管，以致发生管道煤气泄露爆炸，还伤及邻居。
然而，次贷危机还只是惊醒了“美国梦”，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严重地冲击了“美国梦”。
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许多人的“美国梦”成了噩梦
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先是陷入衰退，在走出衰退以后又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从根子上抽掉了“美国梦”的物质基础。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间和1970—1979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是3.7%，1980—1989年间为3.5%，1990—1999年间为3.3%，1960—1969年间曾达到5%。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008年为0.0%，2009年为-2.6%。走出衰退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处在2%左右的低迷状态。
与低迷的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是高企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人员在1945年才275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一开始就攀升到7.2%的高峰，随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长期徘徊于8%—9%中间，2011年的失业人员超过了1500万，经过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增加就业岗位的超常努力后，在2012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才回落到7.8%。
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美国家庭的收入2010年比1999—2001年减少7.1%;贫困人口直线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22025美元为准，2008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为3980万;2009年攀升到436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3%;2010年更攀升到462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5.1%。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2011年，美国有1800万个家庭吃不饱饭;领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为3200万，到2011年6月跃升为4670万。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18岁以下儿童，在2007年是1330万，2008年上升到1410万，现在更上升到儿童总数的1/5。另一个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国预算局就估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的退休金账户缩水2万多亿美元，使养老金缺口达1000亿美元，从而迫使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维持生活。
然而，从整个群体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当数美国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曾经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使美国人相信这里是遍布平等与机遇的沃土，他们也是“美国梦”的主体。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绘：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带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车、水、电、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机遇也越来越少，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财富发生了双缩水。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称，在2011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总数的51%，而在1971年则为61%。其年均收入10年间下降了5%，从7.2956万美元降至6.9487万美元;而其资产则减少了28%，从12.5982万美元减至9.315万美元。在40年前，中产阶层占有全国财富的62%，今天则仅占有45%。在报告所调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认为现在比10年前更难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美国萧条的现状吞噬了经济扩张的空间，馅饼没有变大反而在萎缩，生存竞争又愈益剧烈，这就使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好像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四面墙在压过来，没有门窗，没有出口，“美国梦”渐渐变成了美国噩梦。
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虚幻成神话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变得虚幻起来，成为神话。从21世纪开始，美国的两极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间，65%的国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层的纳税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则减少了10%以上。而在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贫富差距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现在，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财富，超过了占美国人口50%的1.5亿人所占有财富的总和，而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还只是9%，2007年也还只占23.5%;与此相比，今天美国人的中等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等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据美国企业研究2011年度报告，平均来看，大企业CEO的年收入为1020万美元，比普通职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更获得5400万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则获得了总计2.42亿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从抗议这种1%对99%的极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中萌发的。
在20世纪初期，美国也曾存在过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当时，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摩根等工业巨头控制着整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来称呼那一时期，意思是说：那时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而今天，美国又进入了一个由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头等超级富豪掌控的新的“镀金时代”，人们担忧这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一文，强调指出：“我们曾经被认为是机遇之地。而今天，与欧洲或其他任何有数据可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人生机遇更多地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使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使得这个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暴露无遗。
事情十分明显，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症结是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上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场由游戏规则左右。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金融管理条例使掠夺性的借贷和肆意妄为的信用卡业务畅通无阻，这些做法使金钱从底层流向顶层。全球化的规则——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自由流动——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严重倾斜的讨价还价条件：企业会扬言撤离某国，除非劳动者作出重大让步”;“法律规定对投机者采取的税率可以是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改变社会的创新者所征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体现了我们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它们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唆使年轻人进入非生产性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政界一心想着削减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层和中层人群际遇的计划，同时要为顶层收入人群减税的情况下”，还将导致一个更加分裂、增长放慢、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社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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