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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耀东:日本威胁世界

吕耀东 · 2013-09-29 ·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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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从日本高调举办准航母“出云”号战舰下水仪式、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决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并试图降低修宪门槛、美化纳粹德国修宪手法……这些举动折射出实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战略共识。

  精彩导读

  ○频繁右倾举动,折射出实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已成为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战略共识。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因而日本要强化日美同盟,并为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要积极发展对付日本威胁的实质性力量,让日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任何冒险行动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日本防卫省近日对外宣称:决定在硫磺岛新建监听设施,将加强太平洋情报搜集能力。他们针对中国无人军机出现在钓鱼岛附近空域的情况,“考虑采取击毁措施”。今年以来,从日本高调举办准航母“出云”号战舰下水仪式、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决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并试图降低修宪门槛、美化纳粹德国修宪手法,到批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日本历史问题的表态,日本政客频频做出令亚洲邻国倍感不安、威胁世界和平安全的右倾举动。这些举动折射出实质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战略共识。

  战略取向: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对外战略是国家对较长时期的国际格局、国家利益、国际目标及活动总路线的认识和谋划。在当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所谓“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提出,“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是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生存,实现独立,维护安全和追求基于国际责任意识的自我实现。”基于上述思路就会涉及日本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评判与展望、安全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和开展亚太地区外交等区域性构想一系列课题。

  同样的政治逻辑,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小泽一郎把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作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前提。可以说,“正常国家论”在强调日本以“经济援助”、“地球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一些国际贡献的同时,还要在国际“安全保障”领域有所作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作用。这才是日本追求的国家最高层次的对外目标。

  众所周知,日本国内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条路线的分歧。前者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冷战后的日本必须发挥作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后者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提出应以日美同盟为中心,扩大日本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正常国家”。这样的两种立场体现为“全球性民生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战略选择。

  但是,“民生大国论”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主张日本要靠非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大趋势。因此,“民生大国论”逐步让位于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的“正常国家论”。

  实际上,“正常国家论”实质在于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社会转型、突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另订安全保障基本法,为组建国家军队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扫除观念、法制及法规方面的障碍。“正常国家论”的关键在于提升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增强日本主导地区事务的力度。尽管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正常国家”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安倍上台执政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日本国际战略的定位及地区安全战略诉求。

  在小泉内阁的咨询机构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中提出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际文化交往。可以说,这些内容不仅反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还表现出刻意标榜“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事实证明,日本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安全战略之中。

  在日本著名智库“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于2005年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中,重点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卫能力的同时,通过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向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方向发展;二是在日本周边推动和平繁荣、自由与民主价值理念。可以看出,目前,日本对外战略原则是坚持“国家利益”,对外战略的侧重点是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安全保障机制和“亚洲外交”。这已经从安倍内阁的执政理念中得到具体体现。

  对外战略目标直接影响亚太稳定

  日本在坚持“正常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亚洲外交及地区安全问题等战略重点,展开所谓价值观外交,严重威胁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是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的“正常国家化”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利益交汇点,是日美同盟强化的原动力。21世纪的日美同盟已经成为满足美国全球战略和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的联盟。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日本借机在新防卫大纲中渲染朝鲜核问题及台海危机,为新的日美防务合作营造氛围。2009年5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声明,表示将制定一份共享系统运用情报的里程表,鲜明地反映出将加强日美同盟和扩大自卫队的作用。两国还将日美同盟和北约定位为“互补”关系,表示日本将与北约“达成广泛合作”。可以说,“9·11”事件以来,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不断扩大日本在世界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为了应对所谓地区安全问题,日美力图将个别第三国纳入“美日+1”模式,通过日美两国与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三边方式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扩大日本的地缘战略影响力。譬如日美印三边磋商机制就涉及如何确保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安全、相关国家安全合作等议题。日本还考虑与美国共同将“美日+1”合作模式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

  可以说,日美同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有新的发展趋势。尽管日美两国在“慰安妇问题”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影响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大局。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因而要强化日美同盟,“借船出海”,不断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力求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战略,并为最终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二是旨在主导地区事务的地区安全政策。日本通过改善亚洲外交,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与亚洲国家进行多边战略对话,提升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同时,日本力图建立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联盟,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支配力。

  中曾根康弘在《日本21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明确提出:9.11事件后,“关于外交问题,亚洲外交非常重要,应当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构筑东亚的多边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是安全保障的体系,尽管还处在萌芽状态,但是正在朝着结出果实的方向发展,应当把中国和朝鲜纳入其中,推动其成为对话的机制”。日本的亚洲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以日美同盟作为建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基础,通过支持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等合作安全机制,积极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日本力图在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增大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支配力和发言权。同时,日本也希望通过发展多边安全对话来淡化对美依赖程度。

  再次执政的安倍晋三提出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推进“价值观外交”。并针对中国正当的海上维权活动,力图构建海洋安全联盟,要依照“法治”解决海洋争端,并联合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国牵制中国。2013年2月,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演说中表示,“我们重视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站在大局和战略性角度推进彼此合作。不是依靠实力,而是通过‘法治’致力于谋求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整体来看,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日益借助于“价值观外交”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联合所谓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排他性海洋战略联盟,共同对付“异己势力”。

  三是着眼于“遏制”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获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主观臆断中国未来有可能在军事上对日构成威胁。因而日本对华战略具有“不确定性”。

  钓鱼岛及东海问题的恶化表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完全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的,决不会背离日本整体的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在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与中国在经济领域抢夺制高点,掌握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另一方面,日本力图引导亚太安全机制构建进程,借助与日本的“同质性”国家来抗衡中国。日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以共同价值理念作为东亚合作的基础,与中国争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谋求通过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来抵消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麻生太郎有关日中关系“友好”只是获利的手段而已的言论,已明确表达了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内涵和本质。

  安倍不惜以牺牲中日正常关系为代价,不断制造“中国威胁”,以此作为日本恢复军事行动自由能力的借口。尤其是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中,有近1/3篇幅是描述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动向,声称中国钓鱼岛及南海维权等活动,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伴随着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行动,极其令人遗憾”。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扩大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事态,不仅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大局,也严重损害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此外,着眼于对外战略需要,日本与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或因领土争端或因对待二战侵略历史和“慰安妇”等问题,常常展示出强硬一面,持续引起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和强烈谴责。

  中国要积极妥善应对日本的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中日关系正进入敏感复杂的“调适期”。两国如何给对方找到准确适当的战略定位,事关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对此,我们必须理性处理和积极应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化。

  要着眼长远理性构建对日关系。8月12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9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公众始终看重中日关系,双方认为民间对话和交流对改善中日关系依然重要。要看到,中日互为近邻,从长计议,坚持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两国人民的力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力量,坚持遏制日本对外战略的变化可能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的威胁。

  要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6月,中美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必将对亚太地区乃至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事实上,日本之所以气焰这么嚣张,是倚仗盟主美国站在他身后。日本频繁制造事端在很大程度上是美日同盟的问题。要明确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与关切,以事实戳穿美日同盟所谓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谎言,促使美国真正兑现“维护亚太和平稳定”的建设性作用。

  要加快发展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中国不能按照日本政客的希望落子出牌,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努力提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在内的综合国力。尤其要积极发展对付日本威胁的实质性力量,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冷静做好各种应对策略和准备。让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派政客们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任何冒险行动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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