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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新左派:泛希社运的没落和左翼联盟的崛起

哥纳斯摩斯•莫绍纳斯 · 2014-10-21 · 来源:DIS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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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纳斯摩斯•莫绍纳斯 作,李会杰 译

  当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去参加2012年6月17日的选举,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聚集在学校礼堂,在这里,他投了票。不熟悉希腊政治的人可能以为这是在宣传一个摇滚明星或世界领袖。齐普拉斯究竟是谁?他是希腊左翼联盟党团的领导人,曾领导小型左翼政党组成混杂联盟在2009年大选中获得了4.6%的选票。同年作为非正式领导,他的地位甚至在联盟已被强烈质疑。然而,齐普拉斯利用自己的坚韧和战术的灵活性得以在左翼联盟中生存。

  玩轮盘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能呆在游戏中,你可能会扭转局面。伴随在2012年6月选举中获得26.9%的选票(中右翼新民主党得票率为29.7%),希腊左翼联盟的自我毁灭趋势竟然变成了一个政治胜利。在共产主义崩溃的西方,通过使希腊成为激进左派已经取代传统社会民主的主流的第一个案例,左翼联盟在希腊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1981年,即在31年前的一场动荡的大选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希腊的传统左翼党奠定了其长期统治希腊的政治生活的基础。1981年大选,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达到了最高峰,得票率从1974年仅有的13.58%猛增到1981年10月时的48.7%。围绕泛希社运派和新民主党保守派这两个政党展开的重新调整产生了一个欧洲最稳定的政党系统,特点是非常低的选举波动,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对希腊的战后历史最有意义,在1981具体化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普遍的信念。1981–1985第一任期内,没有什么比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实行的收入政策更能代表泛希社运党的抱负了。1982年1月,新当选的政府宣布增加46.4%(平均)的基本工资,与农民养老金增加一倍。正如经济学家克里萨菲斯 (Chrisafis Iordanoglou)敏锐指出的那样:“即使对于受益者自己而言,增加工资……出乎意料地高。其目的是,他们应该被刻在人们的记忆里长达数年之久。”这一主动权给泛希社运党带来了一个超过三十年的统治,泛希社运党的政治破产将结束希腊债务危机期间。

  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改变国家的财政范式(1981-1989)

  采用凯恩斯的项目来扩大总需求,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试图重振经济增长和实施所谓的“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经济社会战略中的一个核心元素是关于重新分配的政策。社会支出从1980年占GDP的10.2%急剧地增长到1985年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第一个任期结束) 的16%,1989年(在该党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生活支出占GDP的比例稳定在15.5%。1983年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对建设真正的福利国家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加强党的左翼形象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举措。然而,泛希社运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就像法国社会党,没有预期的结果。政府赤字在1981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的第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差不多占到希腊GDP的8%,攀升至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二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的12%。伴随政府赤字而来的国家债务也在膨胀, 1980年和1990年之间几乎增加了两倍,占到GDP的80.7%。今天,熟悉希腊的观察者认为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信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

  普遍认为,希腊政府一直是“浪费的”是不正确的。直到1980年,除了第一次民主时期(1974—1980)的温和放松以外,战后希腊政府追赶着“德国”,可以说,靠的就是勤勉和成功的财政纪律和政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政府中的第一阶段(1981—1989)是一个分水岭,积极地抛弃了平衡(或近平衡)的悠久传统预算,于是希腊进入了一个使其从未成功地走出来的高风险区。

  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与不完整的财政范式(1993-2004)

  在帕潘德里欧和科斯塔斯•西米蒂斯的领导领导下,大约从1993年开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开始了“现代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该党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财政赤字,开放市场,废止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到2000年,该国有了基本盈余(预算盈余不包括利息支付),因为这将是接下来的两年。然而,最重要的是希腊进入一段时间的高增长率(总体上讲高于欧元区),这标志着继1930年代和1960年代之后希腊经济的第三次大的扩张浪潮。然而,随着这些积极的趋势, 一些消极动态也出现了,尤其是严重恶化的贸易平衡。尽管GDP有增长, 希腊的低劳动成本经济和高劳动成本的经济却似乎陷入了困境。此外,主权债务居高不下,波动在GDP的100%左右的水平。

  西米蒂斯(Simitis)在他的第二个任期(2000-2004)进一步松弛了财政纪律。进入欧元区的目标推动税收收入的显著增加,在做出支持希腊加入欧元区(根据1999年的统计数字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决定之后,税收很快就开始下降。简而言之,在西米蒂斯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高经济增长和低利率的有利条件下未能实施希腊迫切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财政改革。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开始滑向破产。

  三、逃税漏税丑闻

  从历史上看,希腊公共部门规模有限,远小于普通的国家,最终会成为欧元区。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 因为内战的缘故,这并没有发生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1980年代特别的选举动态是这一历史真空期直接的必然结果。从1980年到2004年,希腊公共部门扩大明显,接近相当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它面临着慢性的税收短缺,同时低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

  简而言之,希腊债务是30年来因比例低的税率而引起的预算赤字的产物。这个缺口使得希腊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显示不出支出的绝对水平。希腊悲剧的关键是什么,换句话说,与其说是国有企业的规模效率低下,不如说最明显的特征是对税务管理的不足。责任在于政客和政府方面,其中许多是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所控制。逃税漏税的问题是由许多的希腊商业部门和自由职业者造成的,这个问题理应被左翼联盟来解。“丑闻”这个词适合用在这:什么样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允许税收将不成比例地落在工薪阶层?

  四、肤浅的社会民主

  四个政策因素可以解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过去的选举优势:执行先进的社会政策,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政府采用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措施, 文化上实施影响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自由主义改革,在后面的阶段,泛希社运党在促进欧洲视角的主导地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成功是这些因素的累积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确实采用过、实行过类似于社会民主党的想法和政策。尽管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取得的成就是真实的,但是他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体制改革经常遭到冷遇,在此存在摩擦: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从未变成一个超越“肤浅”的、根本不连贯的社会民主政党。

  虽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奉行扩张性收入政策,扩展和深化了福利国家, 通过促进他们参与决策(然而零碎的)与工会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言论,但是,该党对逃税的可耻宽容渐渐地破坏了取得的许多的其他成就。此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允许保护主义在政党、政府和官僚机构之间的蓬勃发展;对社会外界相对冷漠,如失业者;同部分希腊商业圈人士培养亲密的可耻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连贯的策略用来鼓励竞争和私营部门向外看。

  此外,在其自己的联盟或选民集团内,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允许各种破坏性的倾向活跃起来, 就隶属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工会而言包括缺乏对工资增长的限制,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里的工薪阶层出现了越来越多大的分裂(前者是允许攫取能逃避惩罚的一切的),以及开发一套复杂的和经济毁灭性的管制与在众多专业领域上放松管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对于广泛的社会民主而言这些政策是对立的,使得希腊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五、希腊左翼联盟

  希腊左翼联盟的背景故事开始于1968年重组希腊的共产主义运动。希腊共产党(KKE)一分为二: 仍然保持希腊共产党(the KKE)的正统共产主义者和具有希腊共产党本质(the KKE Interior)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成立于1992年的希腊左翼联盟代表欧洲共产主义者和“关键共产主义者”的收敛性。“关键共产主义者”是另一个分裂(显著性低于1968年),脱胎于希腊共产党(KKE)。围绕左翼联盟的核心创建于2004年,希腊左翼联盟开始作为一个左翼的联盟组织。

  希腊左翼联盟的选举影响是旧希腊共产党(KKE Interior)的两倍多,在2000年和2010年之间平均获得约4%的投票率。这使希腊共产党(KKE)外部的左翼更活跃在其受欢迎的调动和公民社会的举措,因此相比于仍然比预期的低回报,希腊左翼联盟对政治选举施加更大的影响。希腊左翼联盟挑战希腊共产党(KKE)激进的方面并试图改变希腊共产党内部左翼的力量对比。但是,希腊左翼联盟的起源也解释了它的一些劣势:联合的结构问题(在7月转换成一个统一的党之前,希腊左翼联盟存在十三个独立倾向)对党的凝聚力和风格有负面影响,束缚住了产生新的纲领性思想的能力。相反,希腊左翼联盟主要产生处罚性话语和冗长罗嗦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倾向于重复保守的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

  没有经济危机的冲击, 希腊左翼联盟的迅速崛起就不会发生,而且没有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的领导力和战略,希腊左翼联盟就不会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政党。在整个民主时期,2012年6月的选举是基于阶级路线来划分的:在较大雅典的下层社会社区里,希腊左翼联盟获得36.5%的得票率,高于合并后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得票率9个百分点。

  希腊左翼联盟的特殊选举表现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仍然是唯一的备选社会项目持有人;所有其他反对党 (除KKE异类以外)已经开始从事一系列的竞争性的蛊惑人心,笨拙和不负责任。希腊左翼联盟尽管在希腊政治秩序处于新举足轻重的地位,却似乎也没有政治家的素质、战略洞察力或希腊国内外的联盟,而希腊需要成功地应对当前的危机。

  我们可以听到就希腊左翼联盟目前的状态而对其自身的怀疑和争论。“现实主义者”不知道在欧盟的敌意的结构他们真正的运动将是什么。他们必须接受多少痛苦的妥协呢?如果他们上台,它们能保持党的团结吗?党的左翼(大约30%的会员)是激进的:它倾向于离开欧元区和支持“开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少数希腊人都支持这两个主张)。这些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略机动性。对当选总理齐普拉斯而言,这些问题让他与在欧盟里希腊的其他合作伙伴(和债权人)达成“体面的妥协”是困难的。

  六、一个新的激进左派的实验室?

  从历史上看,西欧社会民主党推动四大系列的变化:民主化,文化自由主义、社会保护和社会融合,和社会平等(通过某种经济再分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确实包括适合这个框架大量的政策。然而,无论是在1981年至1996年帕潘德里欧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还是在1996年至2004年科斯塔斯•西米蒂斯领导下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都不能奠定一个真正成功的社会民主战略的经济和制度基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是一个复合型且内部不一致的政党组织,同时是希腊社会的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先锋,也是进行这些进程的主要障碍。不仅仅是1980年代“民粹主义”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确是希腊破产这个剧本里的主角演员。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发展轨迹想要告诉我们关于欧洲社会民主,还是来自于一个极端的国家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远离欧洲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吗?希腊是一个奇怪的不和谐的国家,却是一个现代国家。在1954年至2008年这些年间,在GDP增长方面,希腊是欧洲经济最强劲的国家之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经济战略不实行目标明确的有效的再分配政策, 维护欧洲社会模式的项目和计划注定要失败。这种结果在希腊比其他地方变得更加迅速明显,更加深刻,但它特别适用于在当前全球化时代下的整个欧洲左翼。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2012年6月的选举中仅获得12.28%的选票。是在说该党的“终结”吗?社会民主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自我更新和生存能力。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无疑是非常接近破产的边缘,但它可能找出带回自己的一种方式。不考虑以往历史趋势的预测,是在冒轻率证明的危险。

  希腊左翼分子正在由一个激进政党所领导。后共产主义的希腊左翼联盟既缺乏任务准备也缺乏为任务而需要的政府文化,这两项内容恰恰是1980年代激进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所缺乏的。然而,希腊左翼很大程度上如此。在三年的债务危机期间,其经济政策逐渐得以改变,朝着在193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美国民主党“新政”采取的道路的方向。但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令政府不愿意面对的希腊左翼联盟产生了巨大的外部约束,至少没有达到在大萧条时期相同的程度。

  希腊左翼联盟的经济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不相符合欧盟政策。如果希腊左翼联盟赢得下届选举(将不迟于2016年),它将被要求解决真正具有历史性及其内部深刻矛盾的诸多问题。不仅在希腊左翼联盟而且在欧洲整个新的激进左派,没有比政治学家大卫•阿特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更好描述这些矛盾的了,“我们不再是共产党人,我们永远不可能社会民主党人。”希腊到底是未来欧洲的激进左派的实验室呢,还是用旧技术重复失败的实验的车间呢,这是需要希腊左翼联盟回答的问题。

  (作者系希腊雅典迪昂大学比较政治学副教授,法国巴黎第二大学博士。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一体化和左翼政党。译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研系博士研究生。)

  《DISSENT》2013年秋 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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